作者：清华大学图书馆 刘秋红

梁启超与清华大学的渊源深远，为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文库阅览室名人专架特设立了梁启超专架，供后人学习他的思想。

清华大学校训的提出者

早在1914年11月5日，41岁的梁启超应邀到清华给当时的学子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

这篇演说词在1914年11月10日的《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有刊录。此后，清华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

清华大学在1917年修建大礼堂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在巨型校徽上并镶嵌在舞台正额，激励后学。

学生心中的良师

1914年底，梁启超到清华西工字厅“假馆著书”10个月，1917年年初再次应邀到清华讲演，1920年12月，开始到清华系统地讲授“国学小史”，1922年2月起被清华正式聘为讲师，讲授中国学术史等课程。

1925年初，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筹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应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参与国学研究院初创时的规章制度及学生招生、培养方案的制订等建设性工作，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著）一书记载，1926年3月间，梁启超患了“轻微肾炎”，住进协和医院，由于误诊割去了右肾，经医治病愈后体质大降，常因病请假，回天津家中休养，本学年在研究院的教学难免受到影响。1928年初，梁启超的肾病日益加重，2月中旬乃向学校提出辞职。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梅贻琦主持国学研究院教务会议，报告梁启超教授患病未愈，来函辞职，学校方面已复函慰留。5月初，梅贻琦在研究院教务会议上传达了学校评议会决议：梁任公经学校挽留表示愿为通信导师，现评议会决定仍请梁先生回校任教，不另请人。

直到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协和医院，他仍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梁启超指导的学科范围主要是哲学史与思想史，例如“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多部著作。

梁启超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曾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中回忆，听梁先生讲“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时的感受是：“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实有启迪领导的作用。”

梁实秋觉得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如读剧本与看戏之迥然不同。文中声情并茂地描述了梁启超先生的讲演：“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听过这讲演的人，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先生尝自谓‘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先生在言谈讲演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梁启超非常重视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曾在研究院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鼓励清华学生：“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做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做学问家，便当做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做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人格高尚的梁先生何尝不是这样呢！他曾两次辞官，当袁世凯要复辟称帝时，他不惧威逼利诱，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加以揭露,他说：“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梁启超关心学生生活，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记述：“梁对学生很关心，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梁了解到我们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我当时还有一个兄弟在北京读书，费用较大，梁叫我当‘提调’（头目）每月给我五六十元，其他的同学每月可得二三十元，谢刚主、刘节、王力等人都曾参加编目工作。这样过了半年，梁到燕京大学教《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就叫我当他的助教，做一些抄写工作，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事，又干了半年。我先后用了梁任公1000多元钱。”

后来，周传儒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梁启超觉得周传儒的工资微薄，生活有困难，于是介绍他去见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郑洪年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的同学。郑洪年让周传儒当副教授，每月工资200元，一年后升为教授。

梁启超于1929年病故，周传儒在报纸上读到他逝世的消息很难过，哭了一场，赶到北京去参加葬礼。他在文中记述：“梁安葬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二三里处，送葬队伍到山下时，我先带陈寅恪先生返校，因恐陈老师过于劳累，所以我没有上山，未见到梁坟墓。”（按：笔者曾到香山梁坟上去看过，坟墓尚完好无损，全部由质地细白的花岗石筑成，朴素庄严，墓地上花草丛生。梁任公老家新会，笔者也去看过。三间平房，现在改为托儿所。）

梁启超与清华图书馆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档案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给学生的谆谆教诲，留在毕业论文上的亲笔批阅记录，而且在不经意间，还经常能翻阅到梁启超为图书馆推荐购买图书的记录。

哲学系管效先1927年的论文《孟子七篇中之仁义解》扉页上有导师梁启超亲笔所批：“所论间有独到处，视初稿组织较进”14个字。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管效先的论文，梁启超阅过至少两个版本，“间有独到处”，是对其学术创新的重要评价与鼓励。后来管效先出版了《南唐二主全集》（1935年），很可能也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与引导。

在梁启超给图书馆推荐购买图书的档案文件里，我们看到一个便签，文字为：“大正大藏经日本东京某书局印预约六百元梁启超推荐。”国学院院长吴宓收到便签后，给图书馆主任致函，提到梁启超推荐的图书，并建议图书馆登录后“送下研究院转交梁先生备用”。可见，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与清华图书馆一直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了纪念梁启超对清华大学的卓越贡献，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文库阅览室设立了梁启超先生专架。梁启超先生专架是清华文库1987年成立之初最早设立的名人专架之一，是传承清华精神，启迪清华学子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