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冯贤亮

　对“大朝代”之王朝统治者而言，江南不仅是收入的源泉，也是问题的频发地带，官场陋习颇多。而州县行政的繁难与民生的艰辛，又构成了江南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归有光的总结十分到位：“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后来姚希孟也说过：“三吴名为殷繁，实乃虚耗。”

　　以归有光而言，其于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被授职长兴知县。彼时的长兴知县空缺已久，政事都由胥吏把持，胥吏们勾结地方豪强，将地方赋役负担都转到贫民身上。履职不久的归有光即感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其“用古教化为治”的行动受到阻碍。年已六十的归有光，尽心从事行政工作，却得罪了下属老吏、官场同僚及上司，最终被迫乞休。

　　而年轻的袁宏道在吴县任上，面对的都是多如牛毛的钱谷问题、茫如风影的人情问题，“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让他“几不知有昏朝寒暑”，感觉自己不成人形。尽管吴县治于苏州城，这里的繁华生活，画船箫鼓、歌童舞女、奇花异草、危石孤岑、酒坛诗社、朱门紫陌以及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都与他这个知县无关，他必须时时面对那些所谓“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工作之繁忙，让他深感自己不过是一个“奔走之令”，生活“最苦最下”。

　　在明清时期，“民间事少”可能是许多官员的“至愿”，而猾吏奸书则“利在多事”。其实胥吏的作奸犯科，“全视乎官之性情，所贵喜怒不形，使彼无所揣摩。”所以历代官吏的从政体会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讲到如何防范这一群体的作奸犯科。归有光认为，要堵截胥吏们在地方上的谋利之途，主要就在人命、强盗、粮长、徭役四个层面，这是州县官员们应有的防范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