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应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欧清华
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深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肥田沃土，深刻把握时代的脉搏，才有强大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才能形成真正的话语权，并逐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总结社会历史进程的经验和教训，是引领时代前进的重要指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和时代性，即使引进、借鉴其他国家、民族的优秀成果，也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将其融汇于本国、本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如果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则容易消化不良，无法真正吸取其精华。如果直接采用医治他人的药方，而不考虑自身的病痛，则无法对症下药，非但不能治病救人，反而延误病情。如果以低眉顺目的姿态跪而求之，则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和骨气。其结果是既不能弘扬和创新本国、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难以吸收外来的优秀成果。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或多或少都产生了流芳千古的各类优秀成果，它们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如古代中国的《论语》《老子》等，古希腊的《理想国》《政治学》等，近代欧洲的《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象学》等，哪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不是站在本国、本民族的视角上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哪一部著作所体现的思想、语境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最能反映“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笔者以为，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较长时间以来国内对学术研究的考核标准和规则逐步西化，生硬地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自己的研究，而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发展缺乏足够的恒心、耐心和信心，盲目地以西方的理论、思想来取代自身的话语权。这种现象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于是，不少学术成果处处隐含着西方语义和意境，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的“应声虫”。这样的成果不可能助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遑论产生世界性影响了。
远的不论，在现代学术史上，中国曾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大家和巨著，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不但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久性的重大影响，也是世界学术领域的经典之作。这些学者有的学贯中西，有的“通古今之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中国的话语方式和中国视角，创造性地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并构建起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
与前辈相比，当代学者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从中外历史经验看，凡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是不同观点通过碰撞交锋从而擦出各种火花、点亮思想火炬的时代，这些时代均产生了大批的思想家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当代中国应该是思想巨匠、学术大家和优秀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时代。30多年来，中国真正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学术成果还不多，与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还不匹配。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面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学术界还需要加强梳理总结和扎实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成概括性、系统性、科学性的“中国理论”。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学术界还需要加强有深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对策研究成果以及前瞻性的科学预测。当前一些学者不愿深入调查研究，而是走马观花、浮于表面，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缺乏真实性，自然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当下，中国经济综合实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需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在反躬自省的基础上，挺立时代潮头，以坚定的恒心、信心和决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高地和理论体系，创造出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学术力作。这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担的神圣使命和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