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1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三部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和《文学与生态学》，堪称鲁枢元学术成就三重向度的总结。而他呕心沥血，“攀爬”、“跨越”这一座座学科堡垒的过程，也可视为他凭借自我的生命意识去探寻、构建、守望“精神家园”的旅程。
鲁枢元于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72年任教于郑州铁路局师范学校，1981年转入郑州大学，13年后远赴海南；又7年，于2002年折返苏州。42年来，鲁枢元驰骋南北、上下求索，追求他的人生理想，寻觅他的精神家园，未曾有半点懈怠。他的学术生涯或可分为两段，离开河南是转折点，前后时间几乎等长。2011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三部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和《文学与生态学》，堪称鲁枢元学术成就三重向度的总结。而他呕心沥血，“攀爬”、“跨越”这一座座学科堡垒的过程，也可视为他凭借自我的生命意识去探寻、构建、守望“精神家园”的旅程。
寻觅“家园”
鲁枢元的学术思想，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意识。这种意识，带有一个时代特殊的使命感和创作冲动，它既没有文化机制的预设，也缺少理论先行的限制，它裹挟着个人之于命运的忧患，酝酿了个体生命的精神诉求。换句话说，这种意识并不以寻求外部世界的认可和支持为向度，它是一种情感的自我充盈，一种意志的自觉持守。鲁枢元是以一颗文学艺术朝圣者的心为其所有学术建构之根基的，独立、敏感、虔诚、深情，略带挥之不去的隐隐忧伤，这是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是其学术价值的格调。
纵观鲁枢元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够即时觉察到社会意识的脉动，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分别借助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学术资源，牵动文学理论建设的新走向，始终盘桓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潮流当口。
鲁枢元综合中西哲学史中不断演进的说法，认为精神不只是纯粹“观念”的、“理性”的东西，而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一种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生命基质，“精神为生命的本能指明方向”。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自我提升的意向，“是唯一能使自身成为对象的存在”，因此精神是自由的、独立的，对整个世界开放；正如“道”与“德”浑然一体，精神的价值判断与情感的价值判断也是一致的。在鲁枢元看来，文学艺术在人类生命进化史中，既是一个“原点”、“生命的出发点”，又是一个“顶点”、“精神的制高点”。它既根植于大地又仰望着天空；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虚幻的想象；既是本能的喷涌又是理性的张扬；既拥有肉体的丰盈又拥有精神的空灵；既是对于往昔的追忆，又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它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与自然的割裂、物质与精神的偏执、思维与本能的对立、理智与情感的剥离。它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充盈、圆融的生命形式，一个真实、独特、富有创造活力的个体。这样的艺术，几乎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天地神人和谐相处、健康发展的楷模，是人类最为美好的精神家园。
鲁枢元的这种“艺术至上”情怀，在以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引领的当下社会显得很是落伍。精神，这样一个看似意气风发、高屋建瓴的词，在鲁枢元那里，反倒显出几分苍凉。他的文艺学研究中看重的精神，并非凌空虚设的“巴比伦塔”，而是治愈现代社会种种疑难精神杂症的“药”。这意味着，鲁枢元所渴望建构的貌似古典的“精神”，反而先天地兼具解构这一后现代气质。建构与解构的悖论又恰恰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所自恃的“优势”与无法摆脱的“魔障”。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里，鲁枢元一直在不懈地守护着他的精神家园。
营造“家园”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三部书出版后引起学界一定的关注。他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如《文艺心理阐释》，1989）、文学语言学研究（如《超越语言》，1990）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二者皆成熟于20世纪末，彼此的关联极为密切；而生态文艺学研究（如《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则与前两者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涵上，都存在明显的“断裂”。颇有意味的是，这一“断裂”，几乎与他离开中州故土的时间点相吻合。因此，鲁枢元的文艺学跨界研究，可以分为以人文精神诉求尤其是作家心灵世界为主题的前铺阶段和以自然为根基、以人类纪生态困境为对象的后设阶段，两个阶段意味着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判断选择。这种价值企望的转向，恰好与中国当代社会从前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拐点”相吻合。在逻辑上，关注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正是他在对于以作家为主体的人类现实精神世界的探究空手而归、身心俱疲的另一种选择。从前铺阶段到后设阶段，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精神向度漂移的复杂性审视。
选择之后再选择，这份坚持与学问知识无关，而是源于研究者的心怀与性情。记得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曾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从无可选择的现象世界中寻求自由的选择，从难以实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完美的实现，那就是心灵在文学艺术探求中的轨迹。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中明确指出：人类在“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裂隙、空洞。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修补地球 “精神圈”，应是文学艺术在人类纪的神圣使命。
鲁枢元认定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之上存在着“精神生态”，为此他投注十年精力编辑印行一种内部刊物《精神生态通讯》，让“精神生态”渐渐成为一个社会流行语汇。鲁枢元对于精神生态的渴望是有所谋求的，他力图借助东方、西方共同潜存的生存大智慧，重建人类精神的“家园”。这也是他不久前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的期盼。
何处不“家园”
貌似令人悲观的精神向度的“陷落”，却在学术研究活动本身的过程中催生出跨学科研究的强劲动力。
我们有这样一种直观的感受：从心理学到语言学的跨界，跨得并不远，何况心理学、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天壤之别；而以往的文学艺术理论与生态学的关联，无疑极其罕缺，从心理学、语言学到生态学的跨度之大，足以让常人望而止步。不知出于何种因缘，鲁枢元竟在20年前迈出了这一步。他自己说过：“以往的文艺学几乎没有提到过‘生态’，而以往的生态学也极少讲到人的‘精神’，而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生态’作为一个审美范畴移植到文艺学中；将‘精神’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入生态学里。”这样做的结果，正如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鲁枢元因此成为文艺学生态流派的一位代表人物。
鲁枢元以他对于精神家园的执着坚守，使跨越性的主体得以生气灌注，并由此奠定了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真正具有学术生命力之研究形态的逻辑基础。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排行榜”上，鲁枢元之所以有着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所面临的困境和紧张。这远不啻他个人的困境和紧张，而是这个时代的困境和紧张，他以自己生命中迸发出的激情和意志面对一个时代的遭际，凭着自己的良知为时代呐喊，以读、写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在书中安顿自己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何处不是他的“家园”？
“精神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在学科意义上真正突破了人文精神与自然科学的壁垒，在现实意义上开启了人类与自然的心灵共语。精神生态的提出与精神家园的建造，实乃行走在同一条“林中路”上。鲁枢元是一个研究者、跋涉者，同时也是一个守望者。最近，他再度袒露自己的心迹：“从我个人方面讲，关于生态文艺学的研究已无太大的空间，毕竟个人的学养、能力是有限的，更由于自己的学问根器原本就不足。但对于生态文艺学本身的发展讲，当下时光正好，来日岁月方长，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人心，随着文学艺术界有影响人士对于生态观念的日益认同，我相信生态文艺学终会对人类的生态解困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