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分工的日趋细密，不少学者选择一到两个研究方向作为精耕细作的“试验田”，以期有所成就。然而，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周勋初看来，学术研究更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曾评价说，“大家都希望达到既博通又专精的境界，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并不多，我认为周勋初先生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

　　此次采访之前，记者曾在多个场合聆听过周勋初的发言，印象中，他总是能用最平实的语言说出最深刻的道理。近日，记者如约来到周先生住处，倾听他讲述自己的治学生涯。

　　治学：博通的学术“勤杂工”

　　1954年，周勋初自南京大学毕业，分配至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考回母校，师从胡小石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

　　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周勋初的研究范围涉及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古代诗歌史及笔记小说史等，在《韩非子》、《文选》、《文心雕龙》、唐诗及文献学等领域卓然成家。

　　有学者曾评价其在学术上“贯通历代，弥纶群言”。在周勋初看来，古代文史研究牵涉面广，研究者应最大限度掌握相关知识，以文学为主体，进行理论上的综合研究。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形成综合研究的格局？周勋初告诉记者，一个人治学的特点，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研究的范围广，除兴趣使然外，还和我的‘勤杂工’身份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我基本上是个‘社会边缘人’，好在做事尽心尽力，加上秉性不算太懒，所以总是在各种突击任务中担任身份不明的‘主力’，并能及时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文集》（七卷本），内收研究著作13种。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罗宗强评价说：“这是近年来常被称为‘第三代’的学人中，最早出现的一部有分量的文集。”

　　点校：以研究为基石整理古籍

　　除学术著作等身外，在文献整理及工具书编撰方面，周勋初也取得了累累硕果。他编撰的《唐语林校证》、《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册府元龟〉校订本》、《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广受学界好评。《唐语林校证》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曾被誉为“选学”史上的里程碑；《〈册府元龟〉校订本》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唐人轶事汇编》获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

　　周勋初认为，文献整理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整理古籍不只是加上新式标点、分分段落，还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这样才能保证不失水准。为此，他常常深入钻研，为主编的古籍撰写前言，并将一些有用的材料纳入附录，有些附录实际上就是他的专著，如载《唐诗大辞典》附录中的《唐诗文献综述》。在他看来，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扩大视野，架构完整的知识体系。

　　《唐语林》是研究唐代文史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然而其正文未注明引文，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错乱和残佚，使得此书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为了整理这部笔记，周勋初花费了不少心血，不仅遍征此书各种版本、运用旁证材料作比勘、进行文本溯源，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中国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以为这一整理“救活了一本死书”。“古籍整理者应有一种使命感，以传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为荣。”周勋初说。

　　为师：问难与授业相辅相成

　周勋初不只埋头于学术研究，他在学生身上投入的精力比科研工作要多得多。在他看来，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书，教好书才算是尽到了责任。

　　周勋初在南京大学学习时，其师胡小石先生不仅课讲得好，也喜欢学生向他提问。“小石师家住天竺路21号，距我宿舍有半个小时的路程，我那时总是用一个大书包装满了书，摊开向他求教，他则略加评判，并指点向哪一方面再找基本文献来读。”

　　传承师道，周勋初为人师后，也十分重视师生互动，并从中尝到了甜头。“我的研究工作，很多是围绕教学进行的。某种程度上说，一些研究著作就是教学的副产品。”周勋初告诉记者，他的论文《梁代文论三派述要》的思想火花就是在与学生讨论毕业论文时“点燃”的。那时他体会到，问难之时，脑筋处在活跃状态，为了回答学生的问题，必须抓住话头不断深化，如能开拓有成，则成果立见，因此问难与授业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在授业之外，周勋初更为重视的是向学生“传道”。“学生从师受学，在课堂上学到东西，将来可由此谋生，服务于社会；而在课余学到的东西，则常常贯穿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如人格的感染、治学的态度、研究的方法等。”周勋初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