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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社会政策当引入更多社会性思维

2016年11月30日 09:42  点击:[]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单丽卿

  过早地把儿童从乡土社会当中抽离出来,其结果是不断弱化农村儿童的乡土体验,也在客观上加速了农村社区的解体。并且,农村学校教育正在朝向寄宿低龄化的方向发展,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用学校教育取代家庭教育的政策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农村小学进行了大规模布局调整,俗称“撤点并校”。这一进程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部分学生上学距离过远、交通隐患增加、农村家庭负担加重。为应对这一情况,国务院于2012年颁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很多学者据此认为中央已叫停撤点并校,农村教育已步入“后撤点并校时代”。然而,从笔者的田野调查情况来看,在一些中西部农村,校点撤并的进程并未终结,反倒有加速的趋势。

  《意见》指出撤点并校发生在如下背景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由此可见,这一政策的根本动因在于使学校布局适应学龄人口分布特征的变化。然而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的教育政策实践中,地方政府却试图将校点撤并作为城镇化的推手。撤点并校政策显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意见》将问题归结为“规划方案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保障措施不到位,影响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行为”的同时,加强寄宿制建设以及校车管理。

  集中依然是地方主要办学方针

  那么,《意见》是否真的意味着撤点并校政策的重大转向,或者说直接叫停了这项政策呢?笔者从2012年以来,持续对中西部W县B镇的学校布局调整进程做跟踪观察,也对县、乡镇两级政府官员与学校管理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在2012年底与2013年6月的两次访谈中,W县的教育局局长明确指出,“集中办学”仍然是农村教育的主要方针:

  “应该说,我们在撤的时候就充分征求家长的意见,家长同意我们才撤。比如,我们去年要撤一个学校,那里有20多个学生,部分家长是不愿意撤的。所以我们就保留,也派老师去那里上课。但时间久了,家长也意识到这样不能保证学生的质量。于是,他们也主动要求让学生转到中心校。”

  与之相似,在乡镇一级的教育政策实践中,中心校校长也认为通过村小撤并实现集中办学依然是主要的政策目标。B镇中心校校长认为,将资源投向村小是一种浪费,更倾向于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中心校。访谈中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

  “这么多农村学校要撤并,那些房屋一旦修起来,撤并过后就浪费了。所以现在在建设上就不会再花更多的钱了,只能是维修,不出安全事故就可以。要想重新修好,是不会的。我们也是抱持这种思路,因为现在还是集中,尽量把中心校搞好。”

  中心校寄宿制加速村小撤并

 再看B镇学校布局调整情况,中心校寄宿配套设施建设加速了村小撤并的进程。实际上在2005年至2012年间,该镇一直维持着1所中心校和6所村小的格局。虽然在这期间6所村小都存在在校生逐年减少、生源流向中心校的趋势,但由于中心校条件限制无法接纳更多学生,因而该镇总体学校格局相对稳定。而2012年9月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这使得B镇的寄宿楼建设以及食堂改造工程相继获批。该镇寄宿配套设施修建的进度与村小撤并存在时间上的耦合,在事实上为村小撤并创造了条件。在2013年至2016年间,B镇撤并了5所村小。按照中心校校长的解释,一所村小是否能够撤并,主要取决于中心校是否“具备条件”,“如果教室能够装、食堂也修起来,村小撤并之后学生的食宿都能够在这里解决的话,为什么就不可以撤呢?”换句话说,强调保障学生的食宿问题,本质上就是强调“寄宿制和食堂的建设”。

  寄宿制建设和“撤点并校”之间的关系有待仔细考量。中央加大“寄宿制”建设的出发点是为解决学校撤并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上学路远、家长教育负担加重等。但现实是,推行寄宿制却意外地成为对前一轮“撤点并校”之后形成的教育格局的确认。

  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我们并未对撤点并校的后果进行全面反思,而仅仅关注到“由学生上学距离远”所引发的表面问题。在这样一种认识下,“寄宿制”成为最终的补救方案。从表面看,学校建立宿舍之后,学生就不用再长途往返,也解决了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并且国家出台了各种贫困生补助政策,家庭负担的问题也能得到有效缓解。但是,引入寄宿制作为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问题导向型的回应方式,“寄宿制”的意图并不是修正撤点并校之后形成的新教育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对局部后果的一个修补,是原有教育发展逻辑的延续而非转向。

  究竟如何化解当前的困境呢?关键还是要从教育理念的层面进行反思,重新考虑政策的目标。农村的撤点并校进程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原因不仅在于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所出现的偏差,如前所述,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撤点并校政策及其后果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认识,从而阻碍了实际的政策调整。必须看到,由撤点并校以及寄宿制所引发的不仅是农村教育层面的危机,也可能引发其他方面的问题。本文呼吁破除对农村教育的狭隘认识,在教育政策当中引入更多的社会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