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景德祥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浪潮席卷国际史学界。与许多国家一样，德国史学界也出现了全球史研究热。初看起来，对于以深刻反思纳粹历史为己任的德国史学界来说，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把历史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欧洲乃至全世界，通过从民族国家史到社会史再到全球史的视野转移与创新，逐步深化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回顾20世纪德国历史学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研究视野的创新与历史反思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

　　在传统视野下同样可以反思历史

　　传统的民族国家视野并不一定妨碍历史反思。自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史学。作为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家曾不遗余力地为本国的统一、建设与扩张摇旗呐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史学界对本国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才真正开始。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这种反思以20世纪60年代初“费歇尔争论”为标志。弗里茨·费歇尔以众多档案资料为依据，揭示了德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际就备有庞大的扩张与兼并计划这一事实，认为德国蓄谋已久，对战争爆发负有重大责任。他的著述挑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以来德国史学界关于本国没有特别重大战争责任、欧洲各国共同“滑入”战争这一正统观点，引发了西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虽然以格哈德·黎特为代表的保守派进行了激烈反击，但费歇尔在左翼媒体、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不过，德国史学界后来的结论是：虽然费歇尔对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激烈批判，但他更多是出于历史学者的道德义愤，其研究领域和方法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与传统史学没有多大区别；更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挖掘深层次的国内原因，揭示德国推行扩张政策是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就必须将视野转向国内，转向社会史和经济史。在此观点引导下，自70年代起，西德史学界开始了向社会史的大转折。其实，“费歇尔争论”证明，只要对极端民族主义采取批评的眼光，即便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没有创新，也能够实现对本国历史的反思。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击败极端民族主义史学观点，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忽视传统领域的研究，对反思历史是很不利的。这在欧洲关于一战爆发原因的争论中得到了验证。欧洲史学界长期存在一个学术逻辑上无法绕开的理由：只有对一战爆发前相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危机对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各国对一战爆发应负的责任份额，从而确定德国是不是罪魁祸首。自“费歇尔争论”以来几十年里，无人能够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对于传统的外交史专家来说，精通多门语言，并找到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档案资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而社会史学派则对外交史避之唯恐不及。直到2012年，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通过对英、德、法、俄、奥和塞尔维亚等国相关档案的挖掘与研究，在《梦游者：1914年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一书中得出结论：不能说德国对一战爆发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而应该说欧洲大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书德译本一出版，便受到德国保守派的欢迎，再次引发了关于一战责任的激烈辩论。社会史学派虽然进行了及时反击，但由于缺乏势均力敌的、具备国际视野的实证比较研究，其反击略显苍白无力。

　　视野创新未必是反思标志

　　研究视野的创新不一定意味着政治思想的转变。相反，在特定情况下，视野创新还可能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变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文化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提出以经济生活与民族心理为核心的“文化时代”理论，以替代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兰克史学，但这一创新之举遭到德意志帝国主流历史学家的毁灭性打击。虽然他提出与现代社会史学很相近的史学理念，但并没有突破民族主义史学的藩篱。他提出文化史理念的目的也在于撰写一部从古到今的德意志民族通史，为帝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服务。由于德意志民族在古代和中世纪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中心，难以用兰克史学的核心概念来撰写这段历史，因此必须创造一个以经济与精神生活为内容的文化概念。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兰普雷希特与其他历史学家没有多大区别。一战爆发后，他也积极参与德国政府针对协约国而发动的“文化战争”，并到比利时前线为德国军队鼓舞士气、搜集情报，因积劳成疾而过早去世。可见，在兰普雷希特那里，学术视野的创新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批判与反思。

　　在一战后德国“族民史”（Volksgeschichte）学派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一战后，德国主流历史学家仍然坚持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史，但也有少数历史学家提出以人民生活为主题的“族民史”理念，开始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东欧地区德意志居民的经济与文化。不过，他们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潮流的反思者与批判者。相反，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族民史”研究，来证明在东欧地区属于少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以抵制《凡尔赛条约》按人口多少决定东欧民族杂居地区的归属。纳粹时期，一些“族民史”学者还参与了希特勒政权驱逐、迫害波兰人和犹太人政策的前期策划，被称为“灭绝政策的策划者”。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一些保守历史学家一反常态，别出心裁地使用跨民族乃至全球视野为帝国与纳粹历史辩护。早在50年代，黎特就以纳粹主义不是德国原生而是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遍及欧洲的群氓运动为由，拒绝追究纳粹主义在德国历史上的根源。在1986年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右翼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更是企图通过引入欧洲乃至全球视野，淡化纳粹德国的罪恶形象。他主张从欧洲历史的视野来观察纳粹历史，把纳粹德国的侵略战争视为一场“欧洲内战”，认为西欧人应该认可纳粹德国阻挡苏联控制全欧洲的“功绩”。他列举其他国家发生过的大屠杀事件，企图论证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极端罪行。所幸的是，诺尔特的上述观点受到了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左翼自由派学者的有力驳斥。

　　社会史研究缺失国际视野

　　诺尔特等人利用国际与全球视野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以及克拉克为德意志帝国一战责任的辩解，虽然政治性质不同，但都与德国社会史学派缺失国际视野很有关系。社会史学派对国际关系史的忽视，不仅影响到相关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影响到其整体社会史的理念设计与实践，其领军人物汉斯-乌里希·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就是一个例子。该书以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概念为指导，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以及文化构成的整体。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德国历史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成为德国社会史的重要维度。然而，出于对民族主义政治与史学传统的厌恶，韦乐回避了这一民族维度。在该书中，德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被归属于“政治统治”中的政治鼓动、思想意识等章节，主要内容是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在他的笔下，德国社会似乎生存于国际关系的真空之中。如此不正常的处理，无疑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导致其学术视野的扭曲，其结果耐人寻味：社会史学派虽然告别了以国家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将目光转向以德意志社会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但又陷入一种“民族社会史学”。虽然后者拥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它终究仍属于民族史学，是一种奇特的反民族主义的民族史学。

　政治上的反民族主义导致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社会史学派的政治立场过度影响了其研究视野，把重视民族问题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混为一谈。德国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德国人过于重视民族问题，同时又采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19世纪至1945年，民族主义是德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极端化的政治思想（包括史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相互刺激，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鉴于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强调民族斗争的重要性既不可避免，也不无道理。他们的过失在于，在当代经历的影响下，对19世纪以前民族斗争的渲染与虚构以及对政府极端政策的积极支持，未能指出本民族利益诉求的不合理之处以及欧洲民族斗争困境的和平出路。对于1945年以后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拒绝与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历史学家，反思本国的历史道路，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出于反民族主义立场而否定民族矛盾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期德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则显然是矫枉过正。

　　全球视野不能替代反思

　　综上所述，德国历史学对本国历史的反思包括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与政策的政治批判，对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视野的摒弃以及研究视野的创新。其中更为关键的部分实际上是政治批判而非视野的转移与创新，因为极端民族主义也可以通过视野的转移与创新进行自我辩护，而对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批判也可以在传统视野下进行。当然，政治批判的彻底贯彻必然引发研究视野的转移与创新。但是，这种转移与创新如果把握不当，也会带来传统研究领域话语权的丧失与研究视野的自我封闭。

　　应该说，近年来德国的跨民族与全球史研究潮流也是在针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批判驱动下的视野转移与创新。它无疑有其合理性，但也应该防止将全球史视野绝对化。不应该幻想充分展现历史上的跨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性关联，就足以论证世界主义的政治立场，全球视野的运用最多只能实现民族主义立场的相对化。完全否定近现代历史上民族国家关联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客观事实不可能完全站在世界主义立场的一边。另外，正如20世纪德国史学史所显示的那样，只要“动机不纯”，国际视野也完全可以被滥用于为本国历史污点的辩护。要实现历史反思，告别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视野的转移与创新固然重要，但出于道德感悟与政治立场的主观动力，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