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陈一军

　　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都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文学研究新潮流的出现，源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20世纪西方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文学创作自身特点的召唤，以及文学研究本土化、民族化的趋向。

　　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都是着眼于“空间性”的文学研究。在此意义上，它们都适应了20世纪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福柯曾经断言，眼前的时代是一个空间时代。近几十年的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也回应了这一时代。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让中国人开始自觉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与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讲，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都内在接通了中国的文化根脉，充分显示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中国性”。

　　以“地域文化”为资源

　　中国地域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诗经》和《楚辞》即地域特征鲜明的创作。相延而下，汉赋、魏晋南北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杂剧、明清小说，还有历代浩繁的史传文学和大量的游记散文，莫不体现了这一特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了若干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明清时期这一现象更加蔚为大观。这彰显了中国古代文学逐渐趋向以地域性为主导的文坛格局。

　　在创作彰显地域特点的同时，评论也与之偕行。司马迁、班固、刘勰、魏征、元好问、朱熹、傅若金、王世贞、王骥德、胡应麟、黄定文等，都着意从地域角度论述文学创作。这一传统被近代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顾颉刚等继承和发展。当地域特色鲜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潮流，促发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地域特征，及至追溯古代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地域传统时，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关节便打通了，血脉自然贯通了，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借助“地域文化”这一古老形态回归到了自身。当这方面的研究深度拓进，进一步和中国现实国情结合的时候，当代中国地域文学研究便新拓出“区域文学研究”的支脉来。

　　地域性文学创作和研究资源的极大丰富，是中国文学的突出特点。这自然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日益兴盛。可见，地域文学研究广泛开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正如王本朝所说：“文学的地域性显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期，文化的所有核心因素在这个时代都被搅动了。面对这样的现实，地域文学研究从一个侧面给人们思考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加快中国地域文学研究自然对当代中国具有了特殊意义。

　　以“天人合一”为基础

　　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虽说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本质问题还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遭遇的现代性困境：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生态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着意揭示生态危机，反省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的作品应运而生，其旨归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批评便运用生态主义的整体观、联系观与和谐观，着力探讨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结合。悠久的农耕文明使中国人和大自然结下了深厚情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是沉入中国人心河深层的最动人情感。中国很早即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统，一直看重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积累了极为丰厚的生态文化资源，也创作了大量的极为丰富的渗透着“天人合一”精神的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就是人与自然的“情话”。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关注的重点。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评论在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方面有着极为深厚的积淀，充分彰显了“东方智慧”的魅力。无疑，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基础将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提供充足的动能，也为构建中国品格的生态诗学奠定了雄厚基础。可见，根源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生态批评“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中国学者在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方面理应当仁不让，做出骄人的成绩来。

　　以“大文学观”为契机

　　“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应理论建构并不是中国学者最早所为。但是，中国学界对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具有巨大的热情和雄心，这同样基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和资源积累。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奉行“实用理性”原则，这种思维兼具实用主义的有用性特点。文学的地理学批评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充分体现。从资源上讲，中国疆域广大，地理环境复杂，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文学地理资源。对此，杨义用“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和“路的效应”等作了生动概括。

　　中国文学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文学地理”资源，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宝藏，而中国人独特的文化思维又给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建构赋予了持久探索的愿望和热情。从学科建设方面看，“文学地理学”对于中国学者还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构一直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文学地理学”却给了中国学者一个重要突破口。因为研究起步于西方的“文学地理学”在西方世界“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成为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流派”，这给中国文学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相信拥有独一无二地理资源的中国，能够把“文学地理学”打造成一门“显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话语体系。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所具有的另一层面的“中国意义”。

　　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之间，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地域文学研究着重面对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区域空间便成为关注的中心。生态文学批评关注的是文学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空间意义上展开的。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文学地理空间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三者都可以统一于“地理空间”。相比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具有更强的理论概括性和更广泛的理论指导意义，学科特征明显，在一定意义上对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文学批评具有统摄作用。随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日益成熟，中国文学研究将日益切近它研究对象的“生命现场”，寻找到它的“生命依托”，开掘出它的“意义源泉”，体现出真正“大文学观”的重要契机。

　　同时，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有力促进了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更加完整的中国大文学史的建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三种重要范式，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文学批评和文学地理学，都内在地和中国文化的深厚血脉融通了，都在显示中国文学研究的特性和优势，都在彰显文学研究的中国性，并从文学学科建设层面迎接“中国时代”的到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3XZW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