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天明

我对先生的感念是真挚而又长久的，我希望自己能将这种感念化为不断前行的动力，让一路的跫音，伴我永不停息。如果说绿叶的根在土地里，绿叶对根的情意因而是质朴而鲜嫩的，那么，学生的成长定然融会在老师关注的目光里。我对先生的感念如蚕丝般悠长。

郑杭生先生离世的那夜，我一直没有睡好。今生能有缘和先生相识、相交，并成为先生的“学生”，我是幸运的。

200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访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先生大气而儒雅，他没因我来自于西北偏远地区而对我有丝毫的偏见。还记得在2001年秋季开学后不久的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先生召集他在人大工作和求学的弟子近二十人参加，我也有幸在列。先生特意向其他人介绍了我，并嘱咐大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多多关心我。当时，曾经在我心目中遥不可及的著名学者分明又成为一位悉心照料晚辈的长者，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激动油然而生。

访学期间，我多次去先生的办公室请教问题，每次他总是耐心地予以开导。另外，阅读先生推荐的书籍也成为我那段时间的主要任务之一。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教室看书，大概十一点才回到住处，每次途经“资料楼”，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抬头遥望资料楼十一层先生的办公室。以我多次的经验判断，如果晚上我回宿舍时先生办公室的灯不亮，那他定是外出讲学或调研了。后来，我也有资格指导属于我的学生，我给他们讲课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办公室里的灯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灯，引领着无数学子不停前行的脚步。

2003年，当我把自己考取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的消息向先生汇报时，他由衷地高兴，并对我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是进行民族社会研究的有利条件，一定要珍惜和利用好这个机会。2004年，先生在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时要我撰写其中的一章，这让我惊喜不已。2005年5月，我完成了书稿《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的写作，在出版之前，请先生写“序”，他在“序”里表示，对于我的要求，他“于情于理似都不好推托”，他“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示自己的祝贺”，并美言我“认真、勤奋、严谨、上进，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潜力”。先生在最后写道：“作为他的导师，我为他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次提高而感到高兴。我真心地希望他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更进一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

我常常能听到“郑门”弟子说起，先生经常会提起我，他可没有把我当成“外人”。先生在其主编的《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一书中还特意将我曾经撰写的《本土风格全球视野——郑杭生先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评介》列入其中。2012年6月，我到西北师大学报编辑部工作。到任不久，我即去信邀请先生为“西北师大学报”惠赐大作。让我没想到的是，很快，我就接到了先生回复的邮件，并附加了《走向有序活力兼具的社会》一文。后来，文章以《走向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现阶段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为题刊发于2013年第1期的《西北师大学报》，该文也成为研究先生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2014年8月下旬，先生来兰州参加人大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发展高层学术论坛”。开会之前，我择机拜会先生，感觉先生步履稳健、矍铄达观。先生在回忆他第一次甘肃之行及甘肃给他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时，话题便自然地转到社会学上，言语间表现出他对“西北军”的情有独钟和对社会学在甘肃省蓬勃发展势头的由衷喜悦。先生豁达而意味深长地讲道：“我特别同意刘敏对我的评价和定位，我是‘老一点’的社会学家。我还会一如既往地支持社会学在甘肃的发展，支持每一个需要支持的后来人。以我的体验，一个人的成长就是那么几个关键的节点，年轻人在关键的时候就需要被拉一把……”

我对先生的感念是真挚而又长久的，我希望自己能将这种感念化为不断前行的动力，让一路的跫音，伴我永不停息。如果说绿叶的根在土地里，绿叶对根的情意因而是质朴而鲜嫩的，那么，学生的成长定然融会在老师关注的目光里。我对先生的感念如蚕丝般悠长。

2014年下半年，我给研究生开设“政治社会学专题”。在我开讲“政治文化”专题时，却迟迟没有涉及关于“政治文化”的话题，而是用了四节课时阐释了如下的观点：重视文化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社会学的实证化有它的特殊背景和诱因，社会学的过分实证化倾向应该得到全面的纠正，否则是不利于社会学学科继续全力向前发展的；如今，再也不应该忽视文化研究和文化视角的社会学意义了。

这样的讲述自然会穿插我国早期社会学家（诸如孙本文等）对于社会学学科文化倾向的认识和追求，这样就很自然地会提及费孝通先生和郑杭生先生，因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总有一些旗帜性人物为我们认识和体认社会学的现状和发展走向提供了航标性的指引。比方说，费孝通等这一辈社会学家曾经特别强调社会学的应用性，其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试图保留这门学科，所以，当社会学不再为学科的留存而争论不休，当社会学已经得到认同时，他则又强烈呼吁社会学学科应该兼有科学性和人文性，要扩展传统社会学的领域。可谁曾料到，恰当我集中讲完费孝通先生关于社会学的学科认识及其意义之后，准备开讲郑先生创造性地提出的理论自觉的使命时，先生却驾鹤西去。

作为对先生的纪念，在后来为研究生上课期间，我简略而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先生曾经交往的点点滴滴。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大概是因为学生也已经知道了先生逝去的原因吧，对于这一次我的所述，每一位学生都听得出奇地认真。

我手头有多部先生亲自签名的著作，字体是那样的遒劲、潇洒而飘逸。坦率地说，以我的学术体悟水平，对于先生深邃的学术思想理解还较为肤浅。我可以做，并已经做到的是，一方面好好学习和领会先生的学术深意和精邃，另一方面，经过一年的努力，由我约请的相关学者撰写的“郑杭生学术思想研究”的专栏文章陆续刊发，以此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和纪念。

“中位互构携促后生竞相成长，大道运行推助群学气象万千”。今年春节，我不再为先生发送祝福的短信了，唯有无尽的感念总萦绕在心。写到此处，心生悲情，抬头遥望窗外，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舒缓的浮云，飘渺的景象平添了诸多的忧伤。心想，浮云如能寄托哀思，我愿随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