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登忠，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在茫茫的高原深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迎着朝阳出发, 背起馒头爬山, 挑着仪器下山, 踏着晚霞凯旋, 头顶苍穹、脚踏荒原，战严寒、斗酷暑。他们就是我们身边平凡而又动人的地质工作者。
结缘地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74年，刘登忠25岁，有过知青经历的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学习深造。“我那时挺想考泸州医学院，想当医生，治病救人。”40年后，作为成都理工大学一名地质学教师和地质科研工作者的刘登忠回忆起当年这样讲到。三尺讲台下已换了不知多少张青涩的面孔，雪域高原的生命禁区不知已经涉足多少次。医学和地质，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工种，此刻的刘登忠回忆起来也只能感叹命运是一场无路可回无力反击的奇幻漂流。
就这样，从梦想的“白大褂”“手术刀”变为现实的“冲锋衣”“地质锤”，如此的阴差阳错、机缘巧合，却在不知不觉中点燃了在他心中潜藏的对地质学的热爱和梦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干一行也就会爱上一行。
中学时期，刘登忠知识面就特别广，除了在课堂中学到的各种知识外，小小年纪的他就特别喜欢看各种地理著作，“那时候一般爱看《徐霞客游记》《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一类书，具有探险性，有科普味道。”故事中关于林肯岛经纬度的测量、花岗岩宫高度的确定、富兰克林火山的爆发等情节，涉及到的数学几何知识和地理方位和地质知识的判断愈发激起他好奇的欲望，为他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电影里反映地质队员跋山涉水、踏遍祖国大好河山的场景，更让刘登忠对于地质事业的渴望和追求慢慢萌芽。中学时期地理老师讲授的天文知识他至今仍然可以熟练地背出来，眼神中充满着喜悦和成就感。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热爱，刘登忠非常珍惜在大学学习的机会。找矿系的实践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在学习的三年间，刘登忠除了常规的专业知识学习，还和班上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常常去到安徽、云南等地的矿区进行实习。“那时候住的是5个人一间的工棚里，就搭在大山上，盖的还是草席，哪像现在这么好，想都没想过。”条件十分艰苦，但也扛过来了，长期的野外实践还赠予了他一副好身板儿，以及丰富的野外实践经历与动手能力。“我从未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事，所以我学的很轻松，很自在。”
地质教学：带学生走最远的路
作为找矿系4个班里的佼佼者，怀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刘登忠1977年毕业就留在了母校任教。刚留校时，大量的教学任务和年轻的学生们也让他感觉到了沉甸甸的责任与压力。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粉笔和黑板刷的时代。刘登忠每天都会提前备好课。课堂上，他一笔一画写板书，画草图向学生展现地质知识和地理地貌。后来有了幻灯机，看幻灯片讲述地质专业课成了刘登忠最时髦的课堂教学形式。
在刘登忠眼里，理论学习是基础，地质野外实习是真正的知识大课堂。所以他非常注重野外实践环节。工作的几十年间，刘登忠带着自己的学生到西藏、云南、四川等地实习，踏遍了西南地区的山山水水。在康定，他带着学生去走冰雪路，边爬山边给学生讲解地质地形，出野外的辛苦让很多学生有些吃不消，刘登忠却以实际行动去感染学生。爬山他总是走在第一个，跟在后面的学生他会主动去拉一把。“有懒一点的学生我就会带他们走最艰险、最远的路，这样可以磨练他们的意志，年轻人就是要多磨练才会成长。”苛刻的要求和严厉的爱看似不近人情却饱含深情。“刘老师现在带我们去野外实习都还是这样，别看他已经60多岁了，走路爬山都在我们前面。我们这些学生哪里还有理由偷懒。”地质系研二学生王德富说。
实践回来，刘登忠会在课堂上给学生展示野外地质风光片，告诉学生什么是三前断层、盆地边缘……学生通过风光片便一目了然，很快理解了课本上许多枯燥的知识概念。《遥感地质学》《1：5万区凋填图新方法》《遥感地学分析》《环境遥感》《1：5万区调中的遥感技术》《资源勘查中的遥感技术》等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喜爱。
几十年的野外工作经验让刘登忠的教学得心应手，他认为当老师一定要有实践经验，不能照本宣科。“搞地质的人肯定要跟山打交道，因为世界上没有雷同的山，见得多了才知道其中的变化和规律，这样才能传授给学生知识。”刘登忠总结着自己的教学经验。由于长期从事野外教学工作，刘登忠自然也就积累了一套野外生存经验。为此，他还面向本院学生开设了野外生存讲座，讲述野外生存的经验和技巧，生动幽默的语言，活灵活现的案例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在和学生的朝夕相处中，刘登忠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用相互的尊重受到了学生的爱戴。虽然已经退休，带的学生也都已毕业，谈起学生，刘登忠的眼神还是透露出温情，如数家珍般的回忆和学生在一起的日子：“学生也分很多类型，我觉得不能以成绩去衡量一个学生的好坏，全面的学生更有出息。”
远赴青藏：地质工作就是苦中寻乐
青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实际上是由一系列高大山脉组成的高山“大本营”，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很多地质工作者探索和研究的圣地。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刘登忠的心里也有着一个“揭开高原神秘面纱”的梦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国家地质事业做贡献是他最初的梦想和选择。
1996—1997年，为了挖掘和开发更多的矿产和油气资源，更精确的测绘出青藏地区的地理图形，刘登忠和他的队友们先后奔赴“世界屋脊”的屋脊——羌塘和“生命的禁区”——可可西里。放眼望去，冰雪荒原，几乎没有人烟，每一条路都需要地质队员们自己去开拓。
说起进藏，刘登忠打趣地说：“曾经在进藏的途中遇到一个新华社的记者，他想跟随我们的队伍一起去羌塘无人区考察，可谁敢带他走啊，太大的风险了。那些年我们进羌塘搞研究的都不敢生病，因为至少要走出四五百公里才能找到医院。”
每年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刘登忠和他的队友们会待在青藏一线做地质研究工作，一个团队20多个人会分成很多小组，每天早上很早出去，沿途做填图研究、布置路线等工作，刘登忠作为团队里年纪稍长的地质队员，不仅要带领自己的小组完成研究任务，还要担心所有小组的安全。他非常照顾同事，往往最远最苦的地方他总是抢着自己先去，在同事眼中，他就是个拼命三郎。在羌塘的时候，恶劣的天气和地理环境常常让地质队员们上山后就被困住，“下不了山的时候，我们一车人就在山上当‘团长’。”“因为高原缺氧，我们所有人只有在车上蜷缩成一团，所以我把它戏称为‘团长’。”救援与被救援成为地质队常常经历的事情。2002年，刘登忠和陶晓风、马润则、赵兵、胡新伟等人野外考察的时候，车坏在扎布耶茶卡，一行人整整拖了一整夜才回驻地。“十余年来，工作离不开稳定的团队支持和帮助，和团队一起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野外考察经历成为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羌塘和可可西里无人区几百里路你都见不到一个人，当我们开车行进在路上的时候，会遇到狼和狗熊。尤其在晚上，四周黑压压的一片，却有很多双闪闪发光的眼睛，那就是野兽的眼睛。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离你有多远。”刘登忠谈到此处显示出一些兴奋，“其实我们都不害怕，因为这些野兽常年在这种荒原，连人是什么都不知道。”
在西南—青藏一线做调查研究，刘登忠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和项目组一起先后完成了17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的绘制，主编了6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每一幅图的完成和调查报告的成形都花去了他很多精力和努力。在“西藏1：5万措勤县南嘎仁错东部地区4幅地质矿产调查”这个研究课题中，刘登忠带领项目组成员克服了青藏高原高寒缺氧、交通极为不便、后勤保障异常艰难的种种困难，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课题审批的设计工作任务。项目新发现了磁铁矿矿点2处、铜矿点1处、铁矿化点2处；总结了测区内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成矿规律，查明了地球化学异常较好矿点(矿化点)的空间分布规律；对区内的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矿产资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划分出了3个找矿远景区。
14年的青藏一线地质工作，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也让刘登忠收获了一笔精神财富。“其实搞地质工作就是苦中寻乐，就像我们去爬一座高山，爬山的过程非常辛苦，但是当你到达山顶的时候，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很值得。所以做地质工作的快乐只有我自己可以体会。”在他踏遍的每一寸土地上，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然，远离家庭远离亲人常年在外从事地质工作，时间久了思念无可避免。“都是自己的亲人啊，几个月不见，哪有不念不想的理儿。”话到深处，总是点滴浓情。“1996年在羌塘，那时候一个月才能给家属用电台联系一下，听听电台那头熟悉的声音，报个平安，也就安心了！”而为了这一句平安，这简单的嘘寒问暖，家属们要在当时的行政楼里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焦急等待之后，不少人拿起话筒，来不及开口就已经声泪俱下。
现在，刘登忠已经退休，但是闲不住的他依然在工作室忙着他和伙伴们的科研项目，常常跑野外出差，依然保持着工作状态。地质事业已经融进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不知不觉便会跳动，奔跑。
4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帅小伙已经带上了厚厚的眼镜片儿，岁月带走青涩的面庞，留下了沉稳的性格和丰腴的人生积淀。刘登忠感慨到：“我最喜欢最高人民法院的老院长谢觉哉的话，他说任何职业都不简单，如果只是一般地完成任务当然不太困难，但要真正事业有所成就，给社会做出贡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搞各行各业都需要树立雄心大志，持之以恒，才会随时提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做地质工作只想为国家做点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