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放

　　《恩格斯画传》，徐觉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素描）

　　在恩格斯逝世120周年之际，徐觉哉编著的《恩格斯画传》一书，通过众多真实的故事说明了恩格斯如何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深入调查工人阶级状况才完成了自己阶级立场的转变，由资产阶级子弟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刻画了恩格斯如何刻苦学习、深入钻研才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才能与马克思一起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表达了恩格斯如何尊敬、关爱他最敬重最亲密的战友，给予马克思以忘我无私的长期帮助；反映了恩格斯如何虚怀若谷，从不居功自傲，总认为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这本书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不过，在我看来，本书也有一些欠缺，有些极含深意的“故事”没有落笔。

●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

　　1850年恩格斯被迫回到曼彻斯特市他父亲开设的公司经商时，他白天要处理公司无聊的商务，晚上还要艰苦撰写革命作品。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来信约马克思写稿。由于马克思当时正忙于研究经济学，而且他的英文写作水平不及恩格斯，所以他就去信要恩格斯执笔写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连写了19篇。在报上发表时均署名马克思，稿费也都归马克思，以解他全家贫穷潦倒的燃眉之急。这件事直到191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这一组文章的真正作者是恩格斯。这组文章以后被考茨基译为德文，以《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为书名出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恩格斯的风格何等高尚！

　　●恩格斯给母亲写信替马克思辩护

　　还有一例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恩格斯正住在伦敦，他和马克思一样，异常关切巴黎公社的创举。可是远在德国的老母亲却轻信资产阶级报刊污蔑巴黎公社杀人放火的谎言，而且还来信劝恩格斯不要受马克思的坏影响。恩格斯于1871年10月21日给他老母亲回信，摆明事实，晓之以理，说明巴黎公社只是“照着普鲁士的样板枪毙了几个人质”，“照着普鲁士烧毁了几座宫殿”，而凡尔赛分子枪杀4万已经解除武装的男人和妇孺却无人谈论，这岂不是怪事？他希望“亲爱的妈妈”记取历史经验，“这样你对1871年的人们（指巴黎公社革命者——引者注）也就会怀有好感”。他在信末表示：“我丝毫没有改变30年来所持的观点”，“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他还表示：他这样支持巴黎公社并不是因为受马克思的影响，而是自己30年来一贯坚持的立场和信念，即使没有马克思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归罪于马克思是很不公道的。很有意思的是，他接着写道：“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似乎是我把他带坏了。”这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二人都是背着双方亲属的责怪，立志终生亲密合作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到底，并且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恩格斯还要耐心劝导他老母回心转意，端正认识。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讲授巴黎公社这个专题时时常引用恩格斯这封致母亲的十分感人的信，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终生对待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恩格斯关于中国的一个预言

　恩格斯的足迹没有到过中国，所以本书没有提到他与中国的关系。他写了多篇论述中国的文稿。早在1848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中国的市场”。正是这一本划时代的经典文献，自1920年在中国出版全译本以来,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三四代中国人民，使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巨变。据统计，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谈及中国的共有800多处，专论中国的文章有18篇。

　　恩格斯于1857年5月20日前后在曼彻斯特当“埃及幽囚”时写成的《波斯与中国》一文，论及1856年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文中提及香港、广州、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还说北京“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仿佛他亲自到这些城市考察过。他认为英国能征服波斯，但是“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定会创造奇迹。他在文末表示深信“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这个科学预言后来不是应验了吗？恩格斯晚年还十分关注中日甲午战争。他在1894年9月23日致考茨基信中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发生渐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两个月后，即11月10日致左尔格信中进而又指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迄今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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