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印度读者向出版社工作人员咨询展陈书籍的相关信息。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1月9日，新德里普拉盖提·马丹国际展览中心，印度规模最大的书展在这里如期举行。在中国主宾国展台，不同肤色、各种语言的书商和民众人头攒动，对中国优秀出版物十分关注。

　　近年来，类似的“中国热”“汉语热”现象，对于长期生活在印度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介绍，学习中文在印度已经蔚然成风，“随着近年来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国人民希望了解对方国家的需求越来越大。”

　　印度人笃信“请吃饭，不如送本书”。理所当然，书籍就成了中印双方相互了解最为便捷的通道之一。

　　记者观察，人流涌动的景象还不只出现在图书展区前，在中印出版专业交流、研讨对话、图书推介、版权签约等活动现场，各国出版商对中国各领域都表示了极大兴趣；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展、中国茶文化展、中印文化交流图片展等中国主宾国文化展区，更是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照相。

　　由外文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印度首发式1月9日在书展上举办，这本书引起了各国参展商和当地读者的浓厚兴趣。一位印度政府官员表示，这为学习研究习近平和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读得进、用得上的外文读本，可以体会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在书展上，记者遇到了许多学生、教师和公司职员，他们均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希望从中国发现商机。潘旭光是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硕士二年级的学生，他介绍，印度以前学习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的人居多，现在印度许多中小学都开设了中文课，越来越多的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感兴趣。“学习汉语让我非常有‘前途’和‘钱途’。”

　　拉杰夫是德里的一名公务员，1月10日，书展一开门，他便兴致勃勃地逐一参观各个展台。后来，他购买了一本《成功之路（入门篇）》的“零基础”汉语学习教材，“我的孩子以后想经商，而我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十分感兴趣。”

　　“一带一路”激发无限商机

　　作为规模和影响并不太大的书展，新德里书展为何能吸引国内80多家出版单位争相参展？

　　中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刘永淳表示，印度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覆盖较小的地区，出版社大有可为。令他最为兴奋的是，书展开幕前两天，他便与印度的多家出版社谈下了近20个版权输出项目。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推算，2014年中国的成年图书阅读群体约6亿，成年人数字化阅读接触群体也约为6亿；根据印度阅读群体调查数据显示，印度印刷刊物消费量为2.81亿份。随着中印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阅读途径的多样化，两国的出版市场还会扩大。”乐玉成说。

　　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周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出版市场，而印度出版业外向型程度很高，有全球第三大英语出版市场之称。与中印两国迅猛发展的经贸往来相比，中印两国出版业的交流还不广泛。中国与印度同属文明古国，又同属亚洲地区出版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无论是版权交易还是出版物国际贸易，其实都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无疑又给两国的出版合作“添了一把火”。

　　四川人民出版社多年来先后引进出版多种印度图书，其中，“瑜伽文库”已持续出版近10年，在中国广受关注。“在图书版权‘引进来’的同时，紧随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也取得一定收获。2015年10月，我们与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合作，在印度推出多部英文人文社科学术专著，如《东方文化西传及其对近代欧洲的影响》《邓小平：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等，并计划在2016年合作出版一批能代表中国梦，反映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优秀作品。”周颖说。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我们非常关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密切合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表示，“1月8日，我们与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印度分公司签约输出《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一书，与印度信息出版社签约输出《船舶与海洋出版工程》和《江南建筑文化丛书》等共8种图书的英文版权输出合同，合作正朝着双方共赢的方向持续深入。”

　　“走出去”应多些因地制宜

　　李夏蓉十几年前嫁到了印度，现在孩子已经11岁了，“平时我会经常教孩子中文。”印度书展让李夏蓉看到了“好机会”，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在展台前细心选购，图文并茂的《轻松学中文》吸引了她的目光，然而，高达1000卢比、折合人民币100元的价格让她望而却步。

　　印度国内中文教材种类少、内容陈旧、价格高等问题被潘旭光反复提及。他说，“2010年，我学习汉语的教材是《基础汉语教程》，我后来到中国发现书里不少词语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然而，这本教材到现在还在使用。我觉得，这样的学习会事倍功半。”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付彦白对记者表示，“我们以前没来过印度，以为印度人的汉语水平比较初级，所以我们带来的是初级汉语教材和相关文化产品。但这几天发现，不少民众和书商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很感兴趣。”他认为，目前的对外汉语教材种类还比较单一，其实应该分级、分类出版更多教材，尽可能满足多样化、深层次的需求。

　　一位印度出版商说，大家都想学习汉语，目的是了解中国历史和当代人的生活，想知道中国如何实现了经济腾飞。所以，汉语教材一方面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国家和民族间风俗习惯的差异，一定不要想着一套教材给各个国家都能用，只有深入做好调研，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印地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全国约有60％的民众使用印地语，人数超过6亿，然而，中国翻译出版的印地语书籍十分有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墨普德表示，现在的中国似乎有些过于重视把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而忽略了一些小语种的国家，如果中国文化的推广更为广泛，就会获得各国人民的欢迎。

　　在去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印度全国出版发行协会副主席阿米塔巴哈森提倡成立中印图书出版文化联盟，1月9日，中印图书出版文化联盟正式成立。周颖谈道，与中国出版业相对比较规范有序的市场格局相比，印度的情况比较复杂，印度全国共有近2万家出版商，如何从中找到合适中国出版商的合作伙伴，提升两国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在印度打造适合当地市场的中国文化产品，是双方的出版同仁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报记者郑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