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史实深入剖析中东乱象的历史根源

——评《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晓律

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理论上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历史学的研究无非涉及两个阶段，一是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二是英国和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现代中东国家中，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埃及等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原领土上建立的，沙特阿拉伯的汉志地区也曾是奥斯曼帝国行省。而伊拉克、约旦是英国一手建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是法国“帮助”建立的，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海湾地区的几个君主国的建立均有英国插手。也就是说，不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英法两国的殖民统治，就弄不清楚这些现代国家的起源或起点。可惜国内学界对这两阶段的研究欠缺。王三义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以“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为选题，主要探讨英国的殖民统治在中东地区造成的“夹生饭”，也设专门章节比较法国委任统治的影响，最后完成了一部专著（《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但一个关键的问题随之而来：英国和法国委任统治之前这一地区是怎样的？也就是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前百余年这一地区是怎样的状态？于是王三义把自己的研究向前延伸，以“晚期奥斯曼帝国史”为选题，200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经过几年的努力，今年出版了新著《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近37万字，以丰富的资料，平实的语言，夹叙夹议，对晚期奥斯曼帝国从衰落到瓦解的过程做了细致描述，并对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帝国的衰落。作者指出，所有传统王国衰落时，政治方面往往是君主昏庸，吏治腐败，国库空虚，管理者巧取豪夺，民众不堪忍受，军队成为耗费国家钱财却不能保家卫国的寄生阶层。而当奥斯曼帝国不断向外扩张时，各个利益阶层从征服中获利，目标向外，一旦停止扩张，就把目标集中于国内利益争夺了。于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迫使帝国政府进行改革，但历次的改革只是想强兵以挽救危亡，不愿意做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即便这样应对性的改革，也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扰而不能有效地推进。更要命的是，最高统治者和国内精英对西方并无真正的了解。当知道法国大革命的信息时，素丹甚至不明白革命意味着颠覆皇权，还以为对皇权有利（原书76页）。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军事失败和经济衰落是事实，但根源却是政治问题。

第二，关于行省和属地分离的开端。作者指出，分离的开端始于希腊独立战争和埃及“半独立”地位的形成。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是英法俄等国直接武力干预的结果，而埃及的半独立地位形成取决于多种因素。作者对阿里治理埃及的措施和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其西化政策虽然起步晚，但成效比奥斯曼帝国大。作者对这段历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埃及总督与奥斯曼素丹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素丹多次要求阿里帮助帝国政府平息阿拉伯半岛的动乱，镇压瓦哈比教派的起义，这些动作，加速削弱了帝国中央控制各属地的能力。同时，半独立的埃及既不愿听命于奥斯曼帝国，又不愿依附于欧洲列强，于是成为欧洲各国争夺的对象。这对理解今日中东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历史参照。

第三，欧洲大国围绕“东方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展开的争夺。作者指出，问题不在于争夺本身，而在于“国内危机的国际化”。无论是埃及行省的挑战、希腊人的起义，还是稍后出现的巴尔干危机，本来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但欧洲大国干涉和插手，把奥斯曼政府对内的施政行为摆到欧洲会议的桌面上讨论，使内政“国际化”，变成“外交事务”，最后听任欧洲大国安排。奥斯曼帝国与大国打交道时，总会被绕到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地位问题上，欧洲大国暗中或公开支持属国的分裂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变成“内政”。结果，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几乎每一件大事上都不能“自己做主”。

第四，关于哈米德二世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领域的西化。作者用翔实史料，占较大篇幅，剖析了从1876年立宪到此后三十年政治倒退的原因，也分析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帝国的开放和文明化。以往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评价不高，通史中把这位素丹描述成暴君、独裁者，突出了他屠杀亚美尼亚人、放逐改革派大臣等劣迹，几乎不提当时西化改革的成果。本书作者则肯定了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当政期间在发展经济、改善交通等方面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作者认为，“祸根”是前朝素丹埋下的，单纯地指责哈米德二世并不公允，因为奥斯曼帝国两个世纪里走下坡路，到哈米德二世时期已经是积重难返。

其实，贯穿全书的重点论题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和内部调整”。关于改革的研究是此书具有相当分量的部分。本书研究的起点是1792年塞利姆三世改革。作者把晚期奥斯曼帝国百余年的西化改革综合起来考察，一方面揭示历次改革措施出台和付诸实践的细节，另一方面，对奥斯曼帝国几个阶段的改革做了客观的评价，尤其剖析某些改革没有落到实处的原因。作者指出，“坦齐马特”时期通过法令形式明确宣布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宣称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不分族别和信仰在法律面前平等，这是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亮点。这一时期的改革目标已经超出早期“强兵”、“御侮”的目标，要使奥斯曼帝国从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法制国家。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作者认为，问题不完全出在改革领导者身上，不出在改革措施执行坚决与否，关键在于奥斯曼帝国社会各方面积弊太久，仅靠几道改革法令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总的来说，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使我们对这个古老帝国的奋起改革到最终崩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阅读本书后让人感觉到，晚期奥斯曼帝国一百余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改写了西亚、北非地区的历史。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命运不仅影响到它自身，也影响到世界其余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它的后继者们至今依然在这一古老的问题上探寻合适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如何应对欧洲和域外大国对这一地区变革的影响，如何解决奥斯曼帝国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的困难，以及复杂的传统如何与现代化的对接等等问题，都有着现实的意义。把握了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变化的图谱，也就大体能够了解现代中东一系列政治动乱和军事冲突的根源。可以说，在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地区的复杂局势方面，王三义这本书是十分难得的好书。本书的特色还包括外文资料尤其土耳其文资料的使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有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所进行的分析才能令人信服。

当然，作者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评判，也许可以商榷。比如，对奥斯曼帝国的危机、帝国的分裂和瓦解、改革未达目标的原因等，本书给人直观的印象是，作者主要归因于帝国的内政。虽然也强调“客观原因”，有的地方甚至替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和改革家“辩解”，但最后的结论是：“奥斯曼帝国即使没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变故，也会走向衰落甚至解体，因为帝国自身有不少弱点。有这些弱点存在，想要改革成功也难。”（原书332页）这里涉及的问题，作者只在结论部分简单勾勒，让人觉得有些言犹未尽，还需要深入的、后续的研究来补足。又如，本书探讨奥斯曼帝国衰落，经济层面的分析偏少，尤其是帝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只在几处提到，未加分析。本书作者曾有关于近代中东经济的著作出版，对奥斯曼帝国经济史有专门研究，不应该绕过去。

国内世界史研究人员越来越多，按理说，世界史各个阶段、各个区域的研究都不会有遗漏，然而，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有着六百余年历史、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却被忽视（缺少系统的专题研究），这是不应该的。当代中东热点问题需要集中人力去研究，中东近代历史也需要较大投入，尤其那些费时费力的大课题。王三义身处地方院校，“孤军奋战”，花十几年时间致力于近代中东的研究，他的学术观点是否恰当，自有读者和学界评判，但能不断推出新著，却展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甘于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在当今学界浮躁之风盛行的态势下，这样一种学术坚守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