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 徐明棋
近些年，在国际贸易规则领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变化的核心，就是从重视货物贸易规则向重视服务贸易规则转变。这些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对以WTO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框架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全面认识国际贸易规则新变化
实事求是地分析贸易规则新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当前十分重要。这关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
首先，不能只是片面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读。从根本上讲，贸易新规则主导国家是想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细化、深化这一大背景在客观上需要对层出不穷的新国际经济活动进行规制的契机，取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获得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在WTO规则下，一些发达国家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优势不再，其利益无法得到最大化，需要新规则为其具有优势的高科技行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保驾护航。也不应完全认为新的贸易规则变化，对于中国全是负面影响。有学者基于很多假设条件，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计算了削减贸易壁垒对中国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加入TPP将损失2.2%GDP。笔者对上述判断不敢苟同，TPP 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冲击，会有一些贸易转移的负面效应，但这部分效应比较容易通过与TPP 成员达成双边FTA或者其他次区域FTA予以缓冲。其实，新贸易规则对中国最大的不利影响在于，假如一些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被很多中国贸易投资伙伴接受，可能会逐渐成为全球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尚未做好接受这些规则的准备。但如果我们现在接受新规则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约定，国内需要经历的调整和改革任务则将非常艰巨。
其次，新贸易规则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是否有积极的影响？结论也是肯定的。任何规则一旦被各方认可，对于参加的各方都是一样具有约束力的。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更加透明的市场规则本身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细化的客观要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家以及正在不断向外投资的新兴大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大国经济体中位列世界前茅，客观上需要更加透明和稳定的外部市场环境。从长远看，与国际经济活动相关的各种规则越清晰透明，越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竞争。当然，我们也需要按照新的规则行事，加快改革和开放的步伐，使国内的相关法规与国际协定相协调。这会带来挑战，同时会在客观上加快我们的改革和开放的进程。认为扩大开放将损害我们利益，甚至会牺牲国家经济安全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加入WTO的经验证明，扩大开放对中国利远远大于弊。某种程度上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在更多行业给予外资国民待遇也会产生倒逼和促进效应。当然，在行政保护下的一些垄断企业将会受损，但会带来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普遍提升。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新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应持相对开放和乐观的态度。
中国如何创新性应对挑战
短期看，我们的确面临一些挑战，对此应当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部署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顶层设计，或多或少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及随后扩区和增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举措，也是为了提前测试与TPP规则相关的进一步开放措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化、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服务业六个领域的开放试验，都体现出接轨新的高标准国际规则的意图。当然，由于存在复杂的部门利益和行政管理的惯性，对外开放的速度可能不尽如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期望，但是，方向是明确无误的。国际贸易规则新变化将会促进原来规划的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上海自贸区未来推进的重点将需要更加明确地放到进一步对外开放措施的试验上。
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冲击，两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帮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其实它是应对国际贸易规则新变化等一个宏大而全面的战略。从经济角度看，其首要目标是与沿线国家加强全面的经贸关系，构建多层次的投资贸易伙伴和FTA，拓展经贸合作网络，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水平应会迅速提高，新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投资增长也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中国还在亚太经贸合作上作了应对政策部署。首先，对国际贸易规则持开放态度。其次，积极参加区域内其他各类次区域的贸易投资安排。例如，参加RCEP、10+3,中日韩FTA等，与东盟以及很多亚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FTA，并加紧谈判新的双边FTA。最后，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AFTAAP），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自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经济促进效应。总的来说，中国对开放持有积极的态度，例如，亚太自贸区就可能成为中美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上实现双赢和所有成员共赢的平台。如果一方面可以减少贸易规则新变化所具有的排他性，在更大范围内对所谓高标准的自由化准则进行实践，以确保这些新的准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能够接受并符合它们利益，同时把国内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与更多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相联系，则基本上意味着中国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创新性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