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陈奉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要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陈旧因素,建立新海洋观。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

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兼具陆上与海上两种地缘优势,这样的海陆兼具优势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经过长期生活实践之后,中国获得了对海洋属性的深层认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以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更高层次跃进都有赖于对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确实,中国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时空连结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南方与北方,向未来发展延伸,给世界各国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顾及了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而不是单纯地为一己之利。中国把自己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偏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出的成果较多,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东西方通过海上交通所带来的社会重大变迁的研究更是不够。海上丝路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交通网络,像一只巨爪把沿线各国紧紧联系和聚拢在一起,涉及东西方经贸关系、物种交流、造船与航海技术、外交政策、海外移民与僧俗往来等许多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过程。海上丝路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条航路上日益增长着东西方各国对于对方商品的不断需求,日益丰富着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研究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若干世纪之久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理解东方历史以至东西方关系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事关东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转型时间以及历史定位等一系列问题,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反思“1500年是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的传统观点。在1500年前东西方并不缺乏联系。我们不否认1500年以后世界历史进程加速的客观事实,但人类历史绝不是1500年以前东西方没有联系的。长期以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把东方社会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部世界殊少联系,在东方历史研究中弥漫着西方进步、东方落后的沉闷思想气氛,始终没有把握中国、印度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这是有失偏颇的,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是不公正的。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同时又有历史的继承性和时代性特征,将海洋与市场、技术、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大大拓展了对原有海洋经济属性的认识。面对世界各国不断调整的海洋战略,我国应该更快地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向海洋进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在历史上,我国既有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又有向海洋发展、取舟楫之利的传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长期自然经济所导致的历史惰性使我们的视野趋于狭窄,视海洋为畏途,最终造成由近代西方主宰东方海权的悲惨结局。海权的丧失对东方各国发展发生深刻影响:各国不仅受制于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发展格局,海洋经济受到重创,国家无法再从国外获得发展的资源,本来正当的海外商贸活动也不得不以非法的海上走私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脱离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丧失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在历史接续当中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及其时代意义,就应该突破思想上旧有的禁锢和经济上单一的发展模式,摒弃陈旧的轻视海洋的传统思维,赋予丝绸之路以崭新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农抑商”、重海轻陆和在民间形成的“以海为田”思想,都应该作为珍贵的遗产加以研究,经过剖垢磨光之后再应用于今天的治世实践,那些历史上中国没有取得海洋实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历史发展不能随意曲解与割断,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具有悠悠5000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历史的积淀极为深厚,思想的发展又极为复杂,因此鉴别、梳理与继承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如何被克服,如何建立新的海洋观,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性成长与发展的程度。现在的工作是克服历史中的一些惰性,去腐生新,把握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东方历史上奇特景象,至今仍承载着东方文明的传统。今天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所承载的任务较以前更为繁重,发挥的作用也将比以前更为重大。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了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有必要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路予以新的总结。它昭示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积极参与世界经贸与文化交流,从国外获得发展的资源,国家就兴旺发达,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闭关自守,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国家就发展缓慢萎缩,社会各项指标在低水平上徘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与教训。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这样写道:“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可惜的是,中国这样强大的海上优势并未成为促进航海贸易、开拓国外市场的有力工具,给中国带来长久发展。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方历史面临重大转折,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东西方都有条件进入近代社会。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上有如此强大的国力而在进入近代以后却不能实现再次崛起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必须从多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借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自觉。中国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重陆轻海、重农轻商观念不断强化,把农业看成是国力的唯一来源,轻视工业和海外商业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方大力拓海时东方国家却日益内敛,逐渐从海洋上退缩,与西方外争海权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要知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加入并最终控制东方贸易体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贸易与武力相伴,巧取与豪夺同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逐渐变强变大成为海权的主导者。由此可引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即国家的发展是多方面条件促成的,其中对外交流与交通无疑是很重要的条件,它不仅使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实现共享,更为重要的是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直接提高国家对外竞争力,尤其在海路大通之后,文明交流交汇的成果甚至可直接深入到穷乡僻壤。

我们反思过去并不是责备过去,也不是割断过去的历史,而是通过深入探讨彻底看清千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当前建设海洋战略提供新的理论借鉴。经过千百年曲折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形成对海洋意义的清醒认识,进而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以海为田,经略海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应成为当代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