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金宇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苏童。 本报记者李继辉摄

本报记者 路艳霞

从1982年至今，茅盾文学奖已满33岁，获奖作品有43部。昨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33岁茅奖为5位“新人”颁奖，他们是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分别因《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册》《繁花》《黄雀记》而获奖。

五位作家一一用双手接过了获奖证书。经过长年累月的写作，还有岁月的淘洗，他们的双手已不再年轻，但却创作出了美好的作品。这样的时刻，足以让他们荣耀。而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五位作家谈文学、谈写作、谈前辈、谈家人，他们谈得很多。

格非苏童向前辈致敬

向前辈致敬，几乎是获奖作家发表感言的“规定动作”，格非、苏童两位昔日的先锋作家采取了统一行动。

格非在谈到中国长篇小说源流的时候，想到了茅盾、老舍、李劼人，他认为他们共同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这是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而我们受到传统的护佑和滋养。”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构思，当时他打算用地方志的结构和方式，延续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描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而这个写作过程曾让他痛苦而揪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开始，苏童的写作经历了复杂而渐进的转变，《黄雀记》被认为是苏童为数不多的直面现实之长篇小说作品。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苏童也首先表达了对前辈的敬意。“茅盾先生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一个奖，更是一个文学的火炬。”他说，他成为了茅奖获奖者这支队伍中的火炬手，“火炬手自然要奔跑，要传递。传递心中的文学梦，是庄严和神圣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字和词开始，以神圣的汉字，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人类最严肃、最精彩的故事。”苏童说，当然作品未来的价值，将交由未来审判，那是一个沉默的评审团，但对写作者来说，构成了诱人的召唤。

王蒙谢前妻佩甫思父亲

“好事不会觉得太晚，这是俄罗斯的谚语。”老作家王蒙曾这样说。对他来说，茅奖的意味是如此的丰富。

写于近40年前的作品《这边风景》能获奖，王蒙很是感动。他激情满怀地说，青春能万岁，文学能万岁。王蒙更相信，文学力量来自人民、生活，文学能突破、能超越、能起死回生，给读者历久弥新的感动。他更表达了对曾经过往的怀念，“我怀念新疆的友人，和农民同吃同住，使我得到莫大快乐。”他说，在一个找不着北的时期（指“文革”期间），他来到风姿绰约的新疆，学历史，学地理，知人生的多彩多姿，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年代，脚踏实地地开了眼界。就在发表感言的最后时刻，王蒙更对已不在世的前妻崔瑞芳表示了感谢。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是《生命册》中的第一句话，为了找到开篇的第一句话，李佩甫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而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李佩甫怀念起自己的父亲。他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鞋匠，曾给他做过一双棉鞋，至今放在鞋柜里，已有22年。“我不知道我的作品22年后，还有没有人看，我作为个体手工劳动者，不知是否会超过父亲。”李佩甫的话感染了全场。

金宇澄感慨城市的变化

中国作家遭遇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获奖者对这一点都有强烈感受。

金宇澄说，茅盾先生曾在《子夜》里，写出了他心目中的城市。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下，城市坐标在他的心里从未远去，“我是借鉴前辈的关照方式，再来关照上海。”他认为，这个城市有着原始森林的复杂，还有喧哗、骚动、沉默无言，这些同样需要作者深入，投入更多的热情，“城市主题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

李佩甫在颁奖前接受采访时谈及，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失重。可走着走着，一切都与想象的不一样了：消费、娱乐、碎片、快速，对文学构成了巨大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时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而在颁奖现场，他同样谈到这个话题——几天前看到“小鲜肉秒杀老作家”的文章，“社会生活的变化，让人瞠目结舌，我不是担心被年轻人打败，但作家确实需要找到准确的、最适于表达的方式。”

颁奖词

格非《江南三部曲》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以对历史和现实郑重负责的态度，深切注视着现代中国的壮阔历程。以百年的跨度，在革命史与精神史的映照中，处理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性命题。三代人的上下求索，交织着解放的渴望和梦想的激情，在兴衰成败与悲欢离合之间，个体的性格和命运呼应着宏大的历史运动、艰巨的价值思考，形成了丰赡绵密而高远寥廓的艺术世界。这是一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细腻的叙事、典雅的语言、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现代中国经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和艺术维度。

王蒙《这边风景》

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根系。这片辽阔大地上色彩丰盛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这边风景》最初完稿于近四十年前，具有特定时代的印痕和局限，这是历史真实的年轮和节疤，但穿越岁月而依然常绿的，“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诚实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风俗和器物，到回响着各民族丰富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对生活和梦想的热诚礼赞，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

李佩甫《生命册》

《生命册》的主题是时代与人。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他怀着经典现实主义的雄心和志向，确信从人的性格和命运中，可以洞见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生命册》以沉雄老到的笔力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快与慢、得与失、故土与他乡、物质与精神，灵魂的质地在剧烈的颠簸中经受缜密的测试和考验，他们身上的尖锐矛盾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与社会生活的转型形成了具体而迫切的呼应。《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

金宇澄《繁花》

《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成长的一座大城。它最初的创作是在交互性、地方性的网络空间进行，召唤和命名着特定的记忆，由此创造出一种与生活和经验唇齿相依的叙述和文体。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溶水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如一个生动的说书人，将独特的音色和腔调赋予世界，将人们带入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和皱褶，乱花迷眼，水银泻地，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

苏童《黄雀记》

在《黄雀记》中，一切都遥望着丢失的魂魄。苏童回到已成为当代文学重要景观的香椿树街，以轻逸、飞翔的姿势带动沉重的土地与河流，意在言外、虚实相生，使得俗世中的缘与孽闪烁着灵异的、命运的光芒。三代人的命运构成了深微的精神镜像，在罪与罚、创伤与救赎的艰难境遇中，时代变迁下人的灵魂状况被满怀悲悯和痛惜地剖白。苏童的短篇一向为世所重，而他对长篇艺术的探索在《黄雀记》中达到了成熟，这是一种充分融入先锋艺术经验的长篇小说诗学，是写实的、又是隐喻和象征的，在严格限制和高度自律的结构中达到内在的精密、繁复和幽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