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恂诚

近日，笔者读到一篇名为《美教授解读GDP80余年发展历史》的新闻报道，重点介绍了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史教授德克·菲利普森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小小的大数字：GDP如何控制了世界，该如何应对？》中关于GDP发展历史的解读。菲利普森认为，GDP“既原始又危险”，其“衡量的只是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忽视了质量、公平、生态、发展目标、责任等很多真正重要的内容”，“如果继续使用GDP作为衡量标准，则无法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为此应该寻找能够代替GDP的其他衡量标准，如“真实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笔者没有读过菲利普森教授的新作，但看了上述报道后产生了一点个人想法，这里提出来供参考、指正。

任何一种对经济和社会的衡量标准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局限的，不存在绝对的、理想化的衡量标准。过去有些人迷信GDP，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把GDP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是地方政绩挂钩。随着单纯追求GDP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凸显，人们开始寻找更合适的替代指标。为此，菲利普森明确说，我们需要确定所计算的对象是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能够让我们“提高机会和生活质量，且引领我们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历史观和诉求，从过去的GDP崇拜转化为新的替代诉求，这是人们能够越来越客观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果。

实际上，GDP的局限性一直为学者所强调。曼昆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GDP并不是福利的一个完美衡量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中。摩西·阿布拉莫维茨和保罗·A.戴维在分析美国长期GDP计量统计论文时指出：在长期的计量中，很难分清哪些是家庭内部的劳动，而哪些进入了市场，因此GDP会出现偏差；在对产出增长源泉所作贡献的计量中，各种因素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可事实上，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对产出的计量中，也很难充分反映产品和服务在质量与种类上的巨大提升。此外，现有计量方法也忽视了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成本，诸如拥挤、污染、噪音和城市犯罪等。因此，“没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真正而全面的计量是什么，也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对应计量方法”。可见，他们并不看好GDP的替代指标。

与此相似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在《货币、银行信贷与经济周期》一书中，对国民生产总值（即GNP）的定义和计算提出质疑，认为GNP只考虑最终产品，而“没有考虑每年企业家生产中间资本品的巨大投入”，相应地，他认为应该替换为国民总产出（即GNO），并测算出美国的GNO是“官方GDP数字的两倍还多”。虽然GDP的局限客观存在，但作为一种衡量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它还是有很多正面的参考作用的。换句话说，菲利普森教授所谓GDP的“危险”，不是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危险”，而是人们的观念“危险”。如果执政者盲目崇拜GDP，把GDP的增长等同于地方政绩，这才“危险”，才会出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只有不断地自我反思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某一种计量工具或方法。如果丢掉一种计量工具就可以把各种“漏洞”都堵上，那就太简单了。

至于菲利普森教授所极力倡导的“真实发展指数”或各种“幸福指数”，带有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产生的问题可能比GDP更大、更多。比如，真实发展指数扩展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账户26项指标。每项指标都用货币单位来体现。这种方法会遇到更多的技术困难，以及由于主观判断所带来的歧义，其所产生的问题也肯定会比GDP的计量多得多。至于“幸福指数”，可能更不靠谱。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既无固定标准，又难以用货币来衡量。社会福利提升，大家感到幸福，但这种福利的提升必须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匹配，如果提升过快，就要付出发展减缓甚至停滞的代价。希腊的社会福利很好、退休金很高，人们曾经很幸福，但现在国家却面临着破产危机。

不追求理想化的GDP替代指标，并不是说只固守传统的GDP，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换一种思路：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人们的价值诉求日趋多元化，与其去追寻一个理想化的单一指标，不如建立一组更切合实际的指标。经济规模、环境状况、社会公平等方面都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指标，这样一组衡量指标无须再加工成一个单一数值，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加以运用和参考。而GDP仍然是这组多元发展指标中的一个，只不过在衡量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时，还可以将其他指数与之进行组合。

不论如何，只有我们对GDP和任何其他反映经济、环境、社会的衡量指标不迷信、不崇拜，不认为其至高至上，明白各种计量指标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参考，认识到其局限和缺陷，才能真正体现出这些指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