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积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建强

学界论说中国近代史，往往以派别对立来条贯历史脉络：鸦片战争前有弛禁派与严禁派，鸦片战争时期有抵抗派与投降派，洋务运动时期有洋务派与顽固派，戊戌维新时期有维新派（改良派）与守旧派，庚子以后有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与革命派。与此脉络相应，每位重要历史人物大体都会被归入某一派别，并在这一派别的既定思想脉络中作为实在对象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这种叙事模式可谓深入人心，但细加思考，却发现可质疑之处甚多。

禁弛之争实为虚构

近代中国面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应付时变之主张纷然而出，不可避免会彼此对立。这些对立的意见，是否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叙事中的决然对立、剑拔弩张的派别对立与斗争，是值得考量的问题。从中学时代起，历史教科书就告知学生，鸦片战争前，清廷在禁烟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派别，即黄爵滋、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和穆彰阿、琦善、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这两派之间充满斗争，弛禁派对林则徐禁烟进行了百般阻挠。

然而考诸史实，鸦片战争前，广东地方官员虽然有弛禁建议，但是，一旦道光帝表明了其禁烟态度，则“举朝无继言者”。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十日，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道光帝谕令各将军、督抚等“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结果是“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惟在如何禁烟上存在不同意见：黄爵滋主张重治吸食；多数封疆大吏则主张重治鸦片入口，断绝鸦片来源。其间并无强大的弛禁意见，被后世称为弛禁派头目的琦善，不仅对弛禁未置一词，而且在天津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烟活动。所谓鸦片战争之前弛禁派与严禁派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的虚构。

维新者决非仅康梁一派

以派别化的历史概念叙述近代历史，很容易在划分派别时造成历史的错识。以维新运动为例，所谓维新，其基本含义为变旧法、行新政。问题在于，在晚清维新运动中，谁是维新派？很多论著回答说：康梁就是维新派，维新派就是康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法？维新派的划分究竟以什么为标准？

如果以变法维新作为划分维新派的标准，那么，戊戌变法时期，主张变法维新者可谓不可胜数。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二十七日，谭献在日记中就写道：“海内豪俊无不以改法为救时、守故为失策者矣。”虽然戊戌维新期间有速变与缓变、全变与慎变之争，且夹杂帝党与后党、元老与新进的矛盾，但人思自奋，争言维新，是朝野上下相与鼓荡的潮流。可见，如果以主张维新变法为维新派的标准，那么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决非仅有康梁一派。

反康梁不等于反维新

如果以是否主张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为划分维新派的标准，那么，仅仅视康梁一派为维新派，则更无依据。

早在光绪九年（1883），翰林院编修崔国因就提出建策十一条，首条即“设议院”，以此为“自强之关键”。光绪十年九月，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口授遗折，有“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之建言。两人皆主张开议会，为什么不能算是维新派？相反，康梁一派虽然在维新运动初起时曾主张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甲午战争后，他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民智未开，学校未广，学会未兴，议院不可遽设。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确定维新派的标准呢？如果康梁是维新派，那么，其他主张维新变法的人士又如何归类呢？无须讳言，维新变法期间，康梁一派是屡受抵制的，以致杨锐有言“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但是，反对康梁与反对维新变法不是同一概念。翁同龢、孙家鼐、陈宝箴、杨锐、张之洞都是康梁的反对者，但他们又是重要改革派，只不过不认同康有为的为人，不赞同康梁一派的速变、全变主张而已。以往的戊戌维新史研究，受到《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的影响，以康梁为维新派正宗，进而形成一种以康梁为中心，与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抗衡斗争的看法，实在是走入了歧途。

回到历史场景认识近代史

以派别对立为中心线索的近代史叙事，不仅以虚构性、排他性构成近代历史认知中的误区，而且渗透了强烈的政治伦理导向。在这种政治伦理的观照下，鸦片战争前，主弛禁即卖国，主严禁即爱国；鸦片战争中，主妥协即卖国，主抵抗即爱国；戊戌维新、立宪运动中，主缓进渐变即顽固、落后，主激进大变即进步。洋务派曾经因只进行器物层面改革而受到批判；康梁维新派曾经因只依靠光绪帝而受到批评；立宪派曾经因主立宪而被指斥为消弭革命、走议会道路。现在看来，这些判断不尽符合历史实际。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衡量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与倒退、爱国与卖国，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否有利于中国振兴，是否有利于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在这个标准之下，过去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有必要重加考量。

派别划分是一种后设的叙事，其价值不可全盘否定。但是，以派别划分为线索的中国近代史叙事模式，却以虚构化、脸谱化影响到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我们应该对这一叙事模式重加思考，回到历史场景中认识近代历史及其中的人物，以获得新观察和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