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及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林国华

“主权者”的出现，无疑是近代政法理论史上的最大事件，对这个“怪物”的解释构成近代政治—法律—哲学史的主要章节，但始终没有定论。有一种意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西方学界，并影响到中国，即认为主权者是对圣战思维的排斥，它把战争的理由认定及其发动权与解释权从冲突教派手中没收，并完全垄断在自己的手上。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深刻理解似乎可作为这种解释的强大佐证：宗教战争无异于自然状态，能终结自然状态的唯有利维坦。这就产生了近代国家体系，它取代了教会—帝国的中古体制，不仅使战争丧失了神圣性，也削弱了战争的正义性，不管其正义性是多么模棱两可。在主权者庇护下的战争目的不再具有高度的神圣道德化考量，而仅仅是和平、秩序和人身的保全，对战争理由的辨析与认定也失去了超越的维度。

近代国家强化对正义战争的诉求

对上述意见，笔者不太认同。近代主权国家与宗教战争之间的关系并非针锋相对，反而可能是继承与递进——主权国家是在宗教战争形成的历史格局基础上出现的，不存在根本颠覆关系，相反，二者联手颠覆了“上帝国”。信仰私人化、小教派化，其政治逻辑的必然结局正是国家主权化，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把战争权收归国有，把宗教良知权留在私人手里，战争与信仰从此分离，宗教战争才得以暂停。不过，主权国家并没有一劳永逸地终结宗教战争，它只是把分崩离析的“战争状态”转化成四分五裂的“政治状态”。从教派之间的血腥纷争到主权国家之间的冷战敌对，很难看到本质差异。主权国家取代宗教战争，引发的变化并不是正义被生存取代，而是正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的宗教道德降格到纯粹的生存自保。

正义的基础从宗教理想演变到生存自保，是古代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权利演变的一个方面。自我保存也是一种道德，霍布斯那一代人苦心营建的东西，可能不太崇高，但对底线保持敬畏和守护。正义战争的基础从圣战理想降落到自我保存，不仅不会导致正义战争的消泯，而且能强化正义战争的生命力，因为这个新基础切实可触，因而更加稳靠了。古代政治文献也有类似于“自我保存”的论说，但只有在现代主权国家这里，它才获得至高地位。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原来是圣经中上帝的造物，到霍布斯的主权国家这里，它变成了人的造物，或者说人造的神，霍布斯赋予它的神圣性远远高于它在圣经中得到的神圣性。近代主权国家是一种高度神圣的政治体制：它承担了所有公民个体以及所有大小教派的全部神圣诉求，在它治下的所有人都被“去神圣化”，唯有它自己不得不保留神圣的存在状态。用霍布斯的语言就是，所有人都被解除武装，走出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唯有利维坦仍然全副武装，独自留在危险的自然状态中，随时向入侵它所在的领域（自然状态）的敌人宣战。

利维坦取代教会—帝国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利维坦”最迷人的一面：国家理由对正义战争（尤其是圣战）的“消解”。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正义战争被消解了，而是正义战争的主持者发生了重大位移，人们习惯了大一统的教会—帝国做战争的主持者，但是它瓦解了，被主权国家（利维坦）取代了。正如霍布斯清楚论述的，国家存续的时候，个人的自然权利被收归国有，国家一旦崩解，则自然权利又自动回到个人手中，政治状态解体，自然状态重归，公民再度变成凶狠而悲惨的狼。这个逻辑同样可以解释正义战争的不可消亡的特性：中古教会—帝国大一统体制的消失并没有促成正义战争诉求本身的消失，它现在由 “利维坦”们承担起来了。“利维坦”的处境因此是极度危险的——所有人都幸福地生活在世俗化、中立化、和平的、去魅的、去激情的秩序中，只有“利维坦”独自处在原始神秘的战争状态。要想理解“利维坦”的独特本性和处境，采用诸如“中立化”、“世俗化”、“去魅”这种流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具有高度的误导性。“利维坦”仍然是一个高度神圣的、高度宗教性的存在物，它酷似共和罗马时期的独裁官，专断地把战争状态中的全部罪恶与痛苦承担起来了——“利维坦”可谓古代“十字架事件”的近代变体。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利维坦颁布的第一条“神圣实在法”（自然法）就是和平或者说自我保存。

重新识别近代国家的中古遗产

主权国家用一种特殊的状态延续了宗教战争的分裂状态，这种状态类似人们熟悉的冷战状态，更接近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利维坦”之间的冷战遏制，隐约有“上帝国”与“敌基督”之间对峙的影子，双方对彼此来说都是绝对的异己、他者，甚至死敌，用来界定彼此间关系的普遍敌意类似中古基督教政治道德主导下弥漫在世界历史中的普遍敌意。继“主权国家”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格局之下，这种敌对态势及其神圣化被进一步激化。所以，主权国家与宗教战争的关系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修补和强化关系。宗教的小教派化、国家的主权化以及19世纪国家的民族化，都是政治体建构模式的 “多神教化”、“封建化”、“避难所化”，这类离心模式无疑背叛、挑战并解构了中古教会—帝国的大一统体制，但是，这并非单一的或此或彼的过程，因为中古传统中的某些重要元素、精神原则和道德气氛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实质性地参与了这一近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