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明理

谈起重理轻文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即使它是非常严重的真问题，恐怕也没有人对解决它有信心。重理轻文在中国已是绵延几十年或许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事实，在全世界也似乎是普遍性的存在。然而，存在的普遍性能够证明存在的合理性吗？

在今天的环境中，当我们说：“高校再也不能重理轻文了！”很有可能会立即招来无数大棒：有人会说，这是在颠倒黑白，有的高校明明是重文轻理。笔者承认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它实在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讲的是普遍而非特例。而且，这种特例会被社会认为是反常现象——当重理轻文被认为是常态时。有人说，重理轻文是公平合理的，因为重要不重要主要看对社会的贡献，文科没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甚至还有人会以为是理工科在养活文科教师，所以，文科被边缘化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还有人说，重理轻文是人民群众的选择，大多数家长都倾向于让孩子学理工科，重理轻文顺应了人们的意愿。

导致高校重理轻文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带来学校单科化尤其是理工科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都视为伪科学而被砍掉了。当年高校单科化，准确地说是理工科化，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培养国家紧缺的技术型人才，它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重“术”的培养模式已无法满足对人才越来越全面化的要求。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驱动下，高等教育改革向市场献媚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工具理性恶性膨胀，价值理性式微，于是重经济等可量化的指标、轻思想道德等不可量化的指标，重知识技能、轻人文精神培育，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精神效益。有关主管部门惯于用投入与产出来给高校排名，这正是极少数高校蜕变为圈钱机构的重要杠杆。

高校重理轻文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文科评价标准理工科化。具体表现为：一是文科教师晋升要求理工科化，无视人文学科的差异性，如不分文理一律要求国外经历。外国语和商科等应当这样要求，可是若对中国文学等学科也如此，则未免太教条化了，而统一化和标准化要求正是理工科思维的重要特点。二是文科科研政策理工科化，忽视人文科学的意识形态差异性。特别是在理工科类的高校，所谓科研，其核心内容就是指科研经费，即使包括论文和著作成果等要素，也是指SSCI的数量，这基本是理工科科研指标；在学校的发展规划里，鲜见CSSCI和国家社科基金等文科指标。甚至在日常工作中文科理工科化也非常鲜明，如文科类论文的格式和各类表格都是理工科化的，文科项目也有所谓“技术难题及技术风险分析”等内容填写要求，让文科教师无从下笔。文科标准理工科化，违背文科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其二，理工科与人文社科物质资源配置和待遇严重不平衡。其表现在，文理科教师工作条件存在天壤之别。最强势理工科学科总是占据学校最好的地理位置，拥有最漂亮的大楼和最舒适的工作环境。一位教授常常拥有多间工作室，年轻教师也能拥有独立的工作室。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文科学院则处于学校边角处简陋破败的办公楼里，几个老师拥挤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文理科教师待遇两极分化。在科研奖励政策导向上，重理轻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中国高校，理工科与文科教师人数相当，SCI数量却是CSSCI的十几倍，而在科研奖励上，前者是后者几倍甚至十几倍。文科教师为如何活下去而发愁，理工科教师则为如何把钱花出去而发愁。理工科教师晋升空间也远大于文科教师，在教授等级化的今天，文科教授总是最低层次的垫背，特别是理工科院校，别说院士目标了——根本就不存在，连长江学者的梦想都是痴心妄想。他们无论怎样努力和取得怎样的业绩，大多一辈子停留在四岗教授即教授最低岗的位置上。

重理轻文的后果已日益显现：一是一些高校日益蜕变为培养“经济动物”的大工厂。部分高校校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精神，被单纯的“术”和急功近利冲击得支离破碎，大学在人们心目中“高大上”形象遭到瓦解。文科教师的精神劳动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不仅没有成就感，甚至没有尊严感，这种不良情绪最终又传导到学生身上。二是一些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次品率”、“废品率”有增无减，片面化、畸形化人才越来越多——那些藐视文科的理工科教师的孩子同样不能幸免。老百姓对高校日益不满，越来越多的家长宁愿花巨资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大学的现象便是证明。三是高校内部和谐受到威胁。文科教师认为自己遭到歧视和盘剥，内心对理工科有怨恨，理工科教师又误以为是他们在养活文科教师，瞧不起文科，他们彼此敌视，而文理科内耗的共同受害者是可怜的大学生。四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安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重理轻文必然要求所有科研成果也要国际化，SSCI崇拜现象相当普遍。SSCI的价值取向与中国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西化之风必然通过SSCI崇拜而在国内高校恣意蔓延。

中国高等教育因为重理轻文而未来前途堪忧。为此，首先要彻底改变高等教育“唯GDP决定论”的评价标准，将大学精神塑造和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提升为大学评价的核心指标。其次，高校决策者要摒弃狭隘的工具理性思维，彻底改变对文科的歧视性政策，要站在人才培养和国运兴衰的高度来平衡文理学科发展，给文科一个应有的生存空间。中国高等教育在技术层面已经走得太快了，“灵魂”已被远远地落下。唯有让文科教师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他们才能自觉地为塑造学生、社会健康的灵魂而贡献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