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斌

提到知识分子,人们便会有成千上万种的理解与定义,堪称人言言殊,难有定论。不过想必有两个特征应是大家的共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必须既有知识又有关怀。申言之,他一方面必须以接续和创造某种规范性、学术性的知识体系为其毕生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将参与世事、批判社会视为吾辈义不容辞之责。只有专业知识,无公共参与,他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同样,只有公共参与,而无专业知识,亦不能成其为知识分子。依此回望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禁让人心生喟然。自市场经济大潮勃兴以来,面对商业主义泛滥、评价机制严苛、大众文化突起等一轮轮的“惊涛拍岸”,知识分子们顿时发觉:自己已从昔日满腔热血的英雄降格为冷眼观世的看客,“我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精神日渐消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困窘感却愈见清晰。

毋庸置疑,知识分子须以学问为志业。然而,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专业研究的细碎化、评价机制的标准化和脑体倒挂的日趋严重,使得知识分子们陷入尴尬的困境之中。

现代学术研究的一大特征便是高度专业化。学者们各自“占山为王”,专攻一隅,这客观上确利于研究的深化,但其负面效果亦甚明显。学者们如同一个个活在象牙塔中的工匠,其技艺日益高超,其作品精细无比,但却缺乏宏大的气象与现实的关怀。长此以往,恰如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所讲的那样:“局部性的知识分子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有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大家纷纷“躲进小楼成一统”,身上的匠气愈来愈重。

当然,唯有从事专业研究,才能应对标准化的评价机制。学术评价趋于量化,这已是当前高校及科研机构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于中青年学者而言,若不能在一定时间内获得一定级别的课题项目,完成一定数量的学术论著,那自己势必与职称晋升、薪金增加、荣誉称号无缘。既然冷酷的评价机制看重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在乎的是结果而非内容,那学者们只能在各自领域绞尽脑汁,深挖细凿,尽力在短期内多出成果。故就学术研究而言,量化标准绝非福音,学者切勿任其牵着鼻子走。

专业领域的困境进而会引发知识分子们在公共参与上的窘迫。“先天下之忧而忧”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梦寐以求、矢志不渝的至高理想。尤其是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问题丛生,诸多矛盾凸显,因而知识分子们胸中往往有批评乃至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冲动。然而一旦进入到言说或行动层面,他们又常常感到心虚气短、力不能及。究其原因,无非两条。一是专业研究的过于细化,学者往往对本领域之外的问题了解甚少,知识储备不足自然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发言能力有所顾虑,同时公众也会质疑凭什么让一个外行来讲房价、谈医改、论时政,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二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要求任何价值的判断都须经过市场现实利益的估量,人文知识分子往往并不直接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因而他们的权威性和话语权便由此受到商业主义的严重挑战。

那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到底“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不妨回望民国,看那几代知识分子如何发声。大致说来,民国学人对于公共事务之介入,多为两大原因。其一因时而发。民国初年政治失序与文化失衡,引发学者们纷纷忧虑,启迪民智之工作迫不及待。陈独秀便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远在美国的胡适亦与陈氏心有戚戚,“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是故新文化运动之兴起,与当时那代知识人对时局动向的敏感把握密不可分。其二乃因势而发。“九·一八”事变爆发,本已不堪的局势愈发急转直下,这令栖身于象牙塔内的学者们倍觉心焦。于是他们纷纷利用自身专业所长,澄清事实,警醒国人。如历史学家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直接驳斥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之谬论,“日本治历史者,如公实立言,亦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与傅怀抱相同,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也发表长篇论文《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悉心梳理有清一代东北被外国势力侵凌之历程,同时径直对国民政府提出批评,“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问题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别有证据拿出来,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

从民国学人身上,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发声”之必要与方式。首先,虽然对于非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涉猎不深,但他们毕竟接受了十多年甚或数十年的系统学术训练,其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逻辑、判断问题的路径,都是非常科学专业的,而且具有普适性。所以知识分子们完全有能力与资格对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为了保证知识分子的权威,还可以采取一种“公共问题专业化”的折中思路。即对于某一公共社会话题,知识分子可仅从本专业的角度予以解释点评,这样既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学术形象,同时也参与了公共事务的讨论,可谓一举两得。其次,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更是其自身角色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标准应该由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践行者与捍卫者。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体现正义的立场,他们要敢于担当大义。作为某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比常人更有能力将真相公布于众,此时专业非但不是影响他们公共参与的障碍,反而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格。

身处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困境与窘迫,所遭遇的诱惑与迷茫,都是躲不过、绕不开的。唯有认清自身的两重属性,扎根学术研究,参与公共事务,才能调整自我,摆脱尴尬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