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寒非

未成年人在心智、知识、阅历等方面都不成熟，又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因此世界各国普遍立法对其进行保护。

提升不批捕率无法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主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涵盖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个领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民政部于2014年12月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对未成年人监护人资格的撤销进行明确规定，将未成年人保护推向新的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7日发布《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全方位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批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2838件56276人，其中，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4892人，不批捕率为26.66%，比全国整体不批捕率高7.26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共有1463个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附条件不起诉，占检察机关总数的40.96%，共决定附条件不起诉3948人，比2013年上升了17.08个百分点。不批捕率的提升，表明我国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保护的态度，但它无法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侵害，更无法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2014年江苏“未检”部门共计办理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1044件1276人，约占该省“未检”部门办案总数的21%，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一比例是比较高的，可见，现实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数据也表明，2004—2014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及所占比例居高不下，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没有显著减少。

未成年人保护要吸收传统法资源的合理因素

既然立法与司法均对未成年人保护设计了详尽的方案，为何仍然存在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有三：第一，未成年人保护不只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第二，我国未成年人立法存在与现实脱节的情况，而且没有独立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可操作性不强；第三，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不够，习惯性地依据刑事政策裁判，导致司法保护的分寸难以把握。未成年人保护的重点在于“保护”，应该做好事先预防，未成年人如果成为被害人，由于其身心不成熟，可能受到的侵害会大于成年人；未成年人如果是犯罪嫌疑人，倘若处理方式不当，恐难以达到惩罚教育与权益保护之双重目的。鉴于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妨可以充分吸收传统法律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完善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首先，思想文化资源。中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问题时一直秉承“恤幼”思想，“悼耄之人，皆少智力”，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应该以“体恤、感化、教育”为主，坚持“德治”与“慎刑”的基本精神。“恤幼”的思想基础是“仁、礼”哲学，主张国家治理应该遵循“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德主刑辅”的基本原则，重视道德教化和礼义感知。当道德教化仍然无法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时，此时也应该对其从宽处理。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慈爱体现了一国的治国理政水平，对未成年人的包容与关怀正是可贵的治国思想总结。

其次，法律制度资源。“恤幼”这一思想在历代法律中多有体现，主要表现在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定与刑事处罚的宽容性方面。在刑事责任年龄限定方面，选择年龄或者身高为界限，作为减轻刑罚之标准。例如，战国时期李悝《法经》就已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七国考》引恒谭《新论》云：罪人十五以下，罪高三等，罪卑一等。此处关于罪等的减少，均是以年龄为限。又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以身高“不盈六尺”为刑事责任年龄的界限。《唐律》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十五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七岁以上，七岁以下四档，并科以不同的刑事责任。除了刑事责任年龄之限定，其他的保护制度还有诸如对未成年人逮捕有严格限制、未成年人可免于刑讯、可免于使用刑具、与成年犯分开关押等。这些都是古代“恤幼”思想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地方习惯法资源。习惯法是一种非正式规范，是人们长期日常生活实践中总结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地方习惯法中也存在不少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合理规范和有益经验。例如，彝族习惯法对于性侵害幼女有着十分严厉的惩罚，不仅有刑事习惯法方面的处罚，而且还有舆论的共同抵制。又如，广西瑶族罗乡七村石牌规定：在村庄械斗的情况下，“男未满十六岁、女人不准拿捉”；广西金秀六巷村村规民约规定，不准小偷小摸，小孩和老人违犯本规定由家长负责兑现，小孩和老人不直接受处罚。广东连南南岗村村规民约规定，虐待、殴打儿童，未按教育法送适龄儿童（子女）入学的，处30元至300元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