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吴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

任东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研究领域，长期充斥着“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对此，学界曾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然而，当前一些历史问题研究仍多受其扰。“西方中心主义”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如何跳出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本期“学海观潮”邀请相关学者发表看法。

阅读提示

◆“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

◆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

◆“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

核心是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传统史学中有哪些体现？

弗兰克：历史学家书写本国历史是很自然的传统。在西方，历史学家主要致力于研究本国历史，也有一些学者关注欧洲史、美国史或邻国史，他们被看作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或“美国中心主义”者。但这一类“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长期以来，西方还有很多研究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的历史学家，他们往往立足西方视角进行研究与叙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不关涉写作的主题或内容，而关乎看问题的视角。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曾经分析殖民话语下“东方”概念的形成，认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西方的视角被看待、被称谓。正是基于欧洲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些地区概念因相近于欧洲或者远离于欧洲而被赋予如此称谓。

叶险明：19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使其走在世界前列，也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先天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思想文化和世界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由此形成。此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较早提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是英国的穆勒，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压缩”为欧洲（指西欧）的统一性，并公开宣称：他只关心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

德国史学家兰克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卷本《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兰克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作为理论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制度只有在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认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能在西方国家显现出来。总的来说，“西方中心主义”大体有三种形态，即种族学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吴英：“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在于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它把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截然对立起来，将欧洲视为文明、先进和现代的，而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视为野蛮、落后和停滞的。从这种先验的立场与观点出发，“西方中心主义”列举了许多对比，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欧洲是民主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是专制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上，欧洲实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停留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贫困；在思想文化上，欧洲人自由、充满活力且富于创造力，而非欧洲人则保守、内向和呆滞。“西方中心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和动力源，欧洲人有义务去拯救和帮助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当“欧洲中心论”成为欧洲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后，很快便渗透至欧洲人的日常思维之中，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自身也不例外。

叶险明：西方传统史学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系列带有偏颇或缺陷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四类较具代表性。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热带地区不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穷国；温带地区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富国，而欧洲是温带地区条件最好的区域，所以处于领先地位。二是“东方专制主义”论。这其实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落后、野蛮、非理性、被动等为特征；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民主政体，以先进、文明、理性、主动等为特征。三是非西方国家本身不能产生现代文明论。其基本观点是：非西方国家内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环境，故靠自己实现不了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西方国家与生俱来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四是对前三种论说的逻辑引申的殖民主义进步论。这四种理论观点相互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在历史研究中引发混乱、设置障碍。

吴英：在“欧洲中心论”的支配下，欧洲学者在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出现了简单化和想当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由此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有历史的发展和演化；以欧洲自身的理念想当然地设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特征；用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三个公正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已有反思，但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仍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弗兰克：我们发现，在西方越来越多从事殖民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再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他们关注到被殖民的人民如何想要得到自由和独立。但最近，关于殖民主义出现一种西方观点，这些学者即使表现出去殖民化是如何合法的，但他们往往更强调殖民权力的行为或殖民权力与反对殖民权力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例证是，研究二战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欧洲在1939—1945年的战争，而较少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叶险明：目前，我们虽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但解决成效甚微。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迄今为止，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这包括主导相关历史的解释权。“仅关注二战中欧洲战场”是与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认定西方国家在二战中“不容置疑”的中心作用直接相连的。其次，缺乏相关基本理论框架和范式的创新。拿不出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得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也是我们渴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但一接触到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相关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还不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例如，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多视角进行定量和定性综合研究，从细节着手，并形成有说服力的成果，那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西方学界的相关偏见。

吴英：克服“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就像建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应该看到，目前西方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反思，而大部分学者还在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这其实和西方与非西方现实力量的对比紧密相关。尽管中国的崛起、金砖五国的快速成长正在改变世界的总体格局，但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美国还在坚持当“领导国家”。当然，这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努力的空间。首先，要提出能够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仅仅停留在反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出合理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理论，才能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上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非欧洲中心论”观点和对“欧洲中心论”观点有力的批驳，这种真正的交锋产生的说服力才是实在的。最后，对待西方史学的研究成果，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而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取舍。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在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要警惕“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如何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吴英：我非常同意警惕“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中国是“欧洲中心论”的受害者，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学术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探求一种能够真正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利器。唯物史观认为存在普遍规律，但不承认有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所谓普遍规律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的正是这样的规律。目前，我们对唯物史观中反对“欧洲（乃至各种各样的）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开掘得不够，亟待加强。同时，也要积极吸收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反思的成果，为构建既非“欧洲中心论”又非“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做出努力。

叶险明：“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即都在历史观层面上强调世界历史有一个主导的“中心”。因此，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以为，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应确立“三个公正性”。一是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人类历史过程。二是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使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三是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

弗兰克：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持民族主义的观点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即使写作本国的历史，也应尽力避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式，而应尝试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研究本国的“国际”历史，即本国的历史如何受到外在的影响；二是研究本国历史的跨民族历史，也就是本民族文化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