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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热议】《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具有双重史料价值

2015年06月10日 10:30  点击:[]

作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滨州学院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 杜立晖

元代存世文献数量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史研究。近年来,新疆若羌县和且末县、河北隆化鸽子洞、安徽徽州等地出土的元代文书,以及黑水城出土的元代文献、一些地区发现的石刻资料等,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中,黑水城元代文献总数4000余件,涉及元代亦集乃路及相关地域的行政、军事、司法、社会、宗教等,对元史(包括北元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最近,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该类文献在弥补元代文献的短板方面,或能发挥一定作用。

元史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作为我国近代以来新发现的一种文献类型,公文纸本文献又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文献等。该类文献利用古代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包括私人书启)等的纸背,印刷古籍或抄录其他文献,正面多为善本古籍,背面为原始文献,具有双重史料价值。从清代开始,公文纸本文献就已进入人们的视野,钱曾、黄丕烈、瞿镛等目录学和版本学家,在相关著作中对其进行了标注。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中,专辟《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一节,介绍了19种宋元明公文纸本文献。

经日本学者杉村勇造、竺沙雅章以及我国学者周广学、瞿冕良、李伟国、汪桂海、孙继民、王晓欣等人的研究,公文纸本文献的学术价值逐渐为学界所认知。从2013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力资助公文纸本文献课题研究,学术界也多次召开公文纸本文献学术会议。充分运用此类文献资料,逐渐成为元史学界的一个研究趋势。

几乎涵盖整个元代

作为存世的公文纸本文献之一,《魏书》较早引起学界注意。竺沙雅章最先指出,宋刊宋元递修本《魏书》是存世的9种元代公文纸本文献之一,达114卷,规模仅逊于《唐书》225卷,为“延祐泰定元统至元公牍”。此后,瞿冕良介绍了15种元代公文纸印本文献,《魏书》亦列其中,但并未提及该书纸背文献的时间、内容等。在瞿文列举的元代公文纸本文献中,《魏书》的卷数仅次于《唐书》和《后汉书注》,位列第三。

最近,笔者对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进行了查勘,并依据缩微胶片进行了初步整理,发现公文纸本《魏书》为114卷本不误,但其纸背元代文献却非114卷,而是31卷。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在判断公文纸本古籍的纸背文献数量时,不能贸然用古籍的所存卷数来代替,而应以实地调查的情况为准。尽管《魏书》纸背文献的实际卷数少于以前所说,但文书数量依然相当可观,总数1700余面,远远超过新疆若羌县和且末县元代文书、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文书、安徽徽州元代契约文书等写本文献。虽然《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少于黑水城元代文献,但黑水城元代文献亦有缺陷,完整者少,残缺者多,严重制约了这些文献在解决相关问题时的作用。与之相比,《魏书》纸背元代文献载于完整书叶的背面,故保存相对完整。因此,它是继黑水城文献之后又一大宗元代原始文献。

从《魏书》纸背元代文献记载的时间看,除竺沙雅章提及的延祐、泰定、元统、至元等年号外,目前还发现载有至元(前至元)、大德、至大、皇庆、至治、天历、至顺、至正等年号的文书,几乎涵盖整个元代。就时间跨度而言,黑水城元代文献以元后期为主,尤其以“至正及至正以后的文书为多”,而《魏书》纸背元代文献的时间跨度要大于黑水城元代文献。若考察相关制度在长时段内的发展、变化情况,《魏书》纸背元代文献较之黑水城元代文献或可提供更多信息。

再现基层社会生态

在公文纸本文献《宋人佚简》出版时,编者曾称该书的正、背文献“均系稀世之珍品,可誉为‘国宝’”。公文纸本《魏书》莫不如然,就其纸背元代文献而言,大略有如下重要价值。

首先,对于元史研究,《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具有重要的证史与补史价值。该批文献以公牍为主、民间文书为辅,多数文书属于江浙行省所辖诸路及相关司县的行政公文,内容涉及官吏选任、俸禄发放、孤老救济、人口点视、赋税征收、案牍照刷、律令词讼、物价时估等方面。一般认为,南宋乡村施行乡、都、保、甲制,元代施行乡、都两级制,但在《魏书》纸背元代文献中却出现了以“甲”为单位呈报患病人员的文书。这些基层文书弥补了元代传世典籍的不足,为研究元代乡村建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其次,这批文献主要涉及江浙行省,为了解当地史实提供了丰富信息。例如,在涉及孤老救济的诸多文书中,记载了相关人员的年龄、患病类型等。这对于认识元代该区域内普通群众的健康状况、发病年龄、流行疾病等,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魏书》纸背元代文献未经史官裁切、过滤,所有公文都保留其原有格式,这为研究元代公文的形态、特征提供了绝佳素材。同时,作为原始文献,黑水城元代文献与《魏书》纸背元代文献非常相似,通过二者的比较,可以探讨元代公文书写格式的区别与联系。此外,二者涉及的区域不同,黑水城元代文献主要涉及甘肃行省的亦集乃路,《魏书》纸背元代文献则涉及江浙行省的建德路、杭州路、湖州路等地,这为研究元代公文在不同地域间的实际运作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

总之,作为新出史料,公文纸本《魏书》纸背元代文献不仅丰富了元代文献的内容,而且扩展了元代文献的数量,有助于弥补元代资料的欠缺,推动元史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