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展

帝国外交的艰难

“外交”这个问题在中华传统帝国的时候并不以我们今天想象的样态存在。在中华帝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中，没有基于对等性的内外之分，“内”是文明的制高点“中华”，“外”跟我们完全不对等，它们或者是藩属国，或者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连人都不算，只能用犬字旁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在这个背景下，才可以理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外交事件。我们看到了乾隆的自大，但也能看到与此矛盾的事实，即乾隆很清楚地知道英国的海军很厉害，在西方世界也是依仗海军的力量抢占别国的东西。他知道这些，但他为什么还要把英国拒之于千里之外呢？因为一旦大清接受了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要求的话，英国就要与大清平等交往了，而在帝国的自我意识当中，不存在对等的外部政治体。假如英国来平等贸易平等交往，大清在其华夷秩序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用以安顿英国。而且那时大清还是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西方也没有能力强行地要求什么。

但是形势比人强，过了短短几十年，西方迅速崛起，大清被一群没资格与自己平等的“蛮夷”打得落花流水，这对天朝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是要完全拒绝与对方平等交流的话，只能被打得更惨。第一次挨打就是鸦片战争，但这并未让中国转变世界秩序观念，我们仍然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很快便带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非常惨，以至于帝都被攻陷了。但也正是因此，大清开始重新认识西方。在传统王朝时代，帝都的沦陷基本上意味着这个朝代灭亡了，意外的是这次西方要了点钱，要了点政策，然后就撤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是大清无法理解的。很快洋务派就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就是西洋鬼和传统的外敌入侵改朝换代全都不一样，他们不会“利人土地”，只要求从你这获得贸易的权力，要求一些相应的身份、法律的待遇等。在传统观念看来，这种不“利人土地”，只“利人财富”的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人，但也是可以找到办法驯化的一群人。所以大清在这个逻辑下和西方打交道，一方面，心里开始知道西方的底线在哪；另一方面，也知道跟西方打交道不能完全依照传统的逻辑。于是大清开始转型，这包括了洋务运动，以及新的制度的设置，比如总理衙门等。在总理衙门的设置当中，大清也重新勾勒了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一方面，对自己的藩属国仍然处于一种天朝居高临下的姿态中，另一方面，它也看到了被迫要与其平等相待的诸个西方国家，彼此之间有可能形成利益冲突的局面，所以大清提出以夷制夷的策略，通过列强之间的实力均衡求得自保。但这还不够，还要继续往前，最起码要真正平等地和列强相处，而不是处于一种仰人鼻息的状态，这就需要自强。

首先必须提高整体的资源动员能力，但这对于晚清来说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要完成几个棘手的工作：第一需要改革官僚体系，逐渐提升效率，使得汲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变强；同时，大清又必须找到说法，使其从民间进行汲取的工作正当化，如果找不到的话，其统治就变成了暴政，没有资格继续统治下去。用传统的政治理念肯定不行，因为不得“与民争利”等观念都是抑制政府从民间进行资源汲取的。于是就只能找一些新的说法，而且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说法，否则大清以孝道治天下这些观念又站不住了，社会治理更难完成。西方对于资源汲取这种事情提供了一套现成的说法，就是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在东亚两个国家遭遇了完全不同的约束条件和历史处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转型和崛起很容易，而大清和日本转型的约束条件完全不一样。民族主义预设了国家内在的均质化特性，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均质化国家，用民族主义可以迅速地把大和民族整合起来。大清是一个帝国，是一个作为帝国的“民族”，不是一个作为民族的民族。而民族主义天然地是要肢解帝国的，假如用民族主义的话，帝国马上就死了，边疆地区全都会非常正当地产生独立的要求。大清同时面临的几个任务是彼此矛盾的，于是帝国始终不得其法，这带来了晚清改革的极度困难。

其结果就是帝国转型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做到。而这种不成功会在帝国内部催生进一步的想法，就是统治群体始终无法令国家转型成功，那就直接换人来做。于是晚清的帝国秩序，中间有过一个过渡阶段，勉强称之为帝国外交，最终过渡到了革命外交，就是伴随革命时代的革命外交。

诉诸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

实现了革命的中国，对于“何谓中国”的认识，从最开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快变成了“五族共和”，要“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只是个地域性的表述，对应着“大中华民国”，还得有一个“大中华民族”，究竟什么是大中华民族，当时并没有说清楚。虽然没说清楚，但是当时革命党人的舆论，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都往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型，于是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外交。

一旦谈到革命，一定意味着对于既有秩序的拒斥，包括对晚清时候“以夷制夷”方略的拒斥。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分两个阶段，北洋时期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以夷制夷的外交观念。台湾学者唐启华写过一本书叫作《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讲了北洋政府当时的外交战略不是要“废约”，而是要“修约”。修约，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对过去的条约，以及由条约所构成的世界秩序的正当性，有着一种原则性的认可，只是对具体的条约不满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修约。北洋政府很大的精力放在修约上，继续着以夷制夷的努力，并颇有收获，像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上，通过“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就是例证。但是，由于对条约秩序的认可，在革命话语下，此种外交政策仍然没有正当性。

北洋政府由于各种各样的先天不足，最后无疾而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来了。而在国民政府的建立以及北伐的过程中，都是基于一种非常强的民族主义，强调要建立一个大中华民国、大中华民族，要打倒列强谋求平等地位。在打倒列强的方略里对欧美和日俄并没有做区分，这就很麻烦了。因为在晚清的时候，洋务派已经发现了英法等国不“利人土地”，只是从中国获得做生意的机会，但是日俄不一样，日俄都“利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北伐军从南往北打下来，把汉口、九江、威海等一堆英租界强行收回，使得不“利人土地”的人在中国的相关利益越来越少了，而对那些“利人土地”的人，如果有能力把他彻底赶走也行，可是当时没有能力。不“利人土地”的西方商人们渴望着一个统一又衰弱的中国，而“利人土地”的日俄想抢得越多越好。现在把西方人赶走了，他们没有更大的利益来干涉日俄的欺凌了，而我们当时没有能力把日俄赶走，于是革命外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必须得独自面对日俄了，而这是两个更加可怕的敌人。

当然，当时的日本也有它的困境，我们再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在东亚这上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有一个困境，就在于它接受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秩序观，这对于它的世界秩序想象有着根本性的作用。儒家秩序观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中原正统性，那么日本当然就是蛮夷了。日本想把蛮夷这个身份摆脱掉，它用过几个方式：一个是华裔变态论，就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中原已经成为蛮夷了，而日本才是中华，但是只要日本没有实际地占据中原，这个说法还不能成立；再一个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东亚的大哥了，但是此时它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仍然是通过儒家来展开的，这就有了个牵扯作用，如果不把中国干掉，它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所以日本就必须要征服中国，于是就有了不断的侵华。

到了二战日本向美国宣战后，发生了历史重演，在满清的时候是通过以夷制夷使得中国得以保全，在二战的时候一种新的势力均衡格局重新建立起来，中国还顺便成为“四警察”之一，再次得以保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此时所谓的保全又是依赖于国际的均势结构。而这个新的国际均势结构，在二战结束之后，使中国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划长城而治。用美国的力量保住长城以南问题不大，但是依照雅尔塔协议，长城以北实际上跟中国关系不大了，它在法理上是中国的，但是事实上完全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超越民族主义的解决方式

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着两个麻烦，一个是划长城而治的客观现实，另一个是大中华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这就把边疆少数民族摆在对立面上了，直接就为苏联对长城之外的地区和英国对西藏地区的干预提供了正当性。国民政府没有办法统合边疆，而在国际政治秩序中处在极为尴尬的地位，“我是谁”的问题没解决，外交政策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在力图获取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对中国自身是什么以及对中国命运的解释权与领导权，这就是共产革命的力量。而共产革命的力量跟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当时的叙事逻辑下，民族主义直接被表达为汉族主义，而共产主义则完全是超民族的。共产主义可以接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性。当时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话语统摄下承认边疆地区的主体性，用一种超民族的方式，通过共产主义突破了汉民族主义，解决了当时国民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