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阿伦特手册》

作者：郁喆隽

“无思——没有头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我的建议十分简单，那就是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所写下的这段话，依然十分不幸地切中当下人类的问题，而且似乎更为契合。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阿伦特式的判断：人的思想活动具有生存论意义，而且是政治性的。

《阿伦特手册》中译本的出版（以下简称“手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来重新阅读阿伦特。该手册的编辑思想是非常德国式的，除了通常的生平和著作简介之外，主编还邀请了世界范围内的阿伦特研究专家撰文介绍了阿伦特的四十八个核心思想概念。这本手册的翻译，使得汉语读者能够便捷地找到阿伦特相关论述的文本来源，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其解读和接受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由此，对阿伦特的著作中的一条隐秘主线——思想和无思，我们亦可以进行一些初步的梳理。

以往对阿伦特代表作《人的条件》（1958）的解读，通常将其置于较短的时代背景之中，来比照极权主义起源的问题。按照手册的观点，如果将该书放置在更为宽广的语境之中，阿伦特是在探寻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现代大众社会崛起而政治衰落的原因。（P99）阿伦特在《人的条件》序言中写下了文章开头处对“无思”的判断，她在第三十三节中又揭示了一种“思想的窘境”——思想本身也无法将其本身从自身造成的窘境中拯救出来，也即思想可能陷入无法思想自身的境地。她又看到，行动的窘境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即便并不知道如何来撤销他的行动，或者也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但依然还是可能通过寻求宽恕来获得救赎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一书无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质疑，对思想问题延续的思考明确地体现在阿伦特对纳粹军官艾希曼的刻画之中。他在接受审判的过程中，面对所有的指控，都用“一切都是执行命令”来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阿伦特将艾希曼归结为“平庸的邪恶”。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平庸的邪恶只能算作一种“症状”，那么这种邪恶的真正根基何在？阿伦特断言，艾希曼既非恶魔，也不恐怖。他的恶性并非出于愚钝，他的平庸表现出他不能进行独立的思考：“他在法庭上的以及先前审讯中的行为表现出的唯一特点就是纯粹的反面。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无思。”（P149-50）因为思维按照定义就是要寻找根基，无根的、平庸的邪恶则是无思的必然结果。

阿伦特在上述两个文本中对无思的零星思考，最终都汇聚在晚期的作品《论精神生活》中。该书原计划分为三卷，第一卷研究的主题是“思想”，第二卷是“意志”，第三卷是“反思”。虽然这部著作并没有引起其他著作那样的瞩目，但其中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却让人着迷。借助《手册》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大致重构出阿伦特思路的延续和发展。该书也被认为是《积极生活》的姐妹篇，也可以认为是它的第二卷。从1960年起，阿伦特开始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并在1964年的芝加哥和纽约大学的各类讲座中探讨这些问题。1971年最初以“反思”为题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但是由于阿伦特突然去世，最后一卷其实只留下两个笔记，而前两卷的内容至今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论精神生活》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延续性是非常明显的。“阿伦特自己认为她所从事传统哲学和经典本体论上的这两个主题研究的动机，来自她参与艾希曼审判的人生经验以及它关于‘邪恶具有一种可怕的平庸性’的判断。作为思想家的她，特意声明在这种平庸性中，关及的不只是一种愚蠢，即不是一种被康德认为不可补救的缺乏判断力而导致的愚蠢，而是一种由‘漫不经心’的心态而造成的平庸，因而这最终是应当由个人自己承担责任。”（P202）在《论精神生活》的第一卷中，思想再度成为了阿伦特论述的核心。“或许思考就是一种习惯，它只关注呈现出来或被激发出来的东西，而不考虑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本身及其特殊内涵，使人们远离邪恶或正好进入邪恶。”（P153）

阿伦特还赋予“思想”以伦理意义。在《论精神生活》的第十七、十八章中，阿伦特尝试将思想和良心、道德概念联系起来。在此我们看到了阿伦特对海德格尔引而未发的批评。阿伦特将艾希曼作为“思想完全不在其位”的典型；与之相反的则是苏格拉底。后者虽然没有明确的道德理论，但是他始终遵守两条最低限度的格言：“宁可遭受不公，也不愿去施行不公”和“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在阿伦特看来，这两条格言都出于一种与自我的思想交流之中。在这种“每个健康的人都‘应拥有’的思想”中，人与自我达成统一。这种自我的内心对话可以赋予一个人力量，来拒绝参与恶行；反过来，阿伦特认为：“人如果不去思想，那就如同得了夜游症。”

虽然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更为突出了行动人生，而将思想作为一种“远离尘世”的活动，但在其思想轨迹中，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她开始聚焦精神生活（思考）的政治内涵。《阿伦特手册》通过对文本和解读的梳理，使得我们认识到阿伦特晚期著作（尤其是《论精神生活》）的重要地位。在阿伦特看来，思想活动是一种回归自我的活动——它绝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一种隐退，但绝不是孤独。虽然我们不能说阿伦特用对思想/无思的分析，给出了对现代世界的系统发生学和病例诊断，但至少她在尝试直面和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

应当说，阿伦特是清醒的，她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思想的脆弱性。她在《人的条件》的结尾处写道：“作为一种生存体验，思想可能被（错误地）假定为是属于少数人的。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少数人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更为稀少了。这对世界的未来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人类的未来却至关重要。”阅读仅仅是传递思想、抵御无思的一种极为谦卑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