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李细成

汉初贾谊、董仲舒等人，都对“性三品论”有所理解。但是综观二人著作与思想，贾谊的人性论近于孟子的性善论，而董仲舒的人性论则近于荀子的性朴论，都没有以“性三品”作为论述的主题。“性三品论”的真正形成，当是东汉王充、班固等人的所为。

《汉书·古今人表》将西汉之前上自太昊伏羲，下至陈胜、吴广等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分为九等列表序出。其中“上三等”主要是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圣君贤臣和以孔子为中心的圣智贤才，“下三等”主要是邪淫暴君与乱臣贼子。

虽然关于《古今人表》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尚有争议，但这种“三品说”的人性论应并非其作者首创，很可能受王充（王充游太学时拜班彪为师）的影响。王充在《论衡·本性篇》提出“性三品论”：上品之人纯善无恶、下品之人纯恶无善，中品之人则善恶相混。至于为何有上中下三品之人的区别，以及如何解释善恶相混的中品之人彼此差别，王充并没有正面探讨。结合《论衡》中《率性篇》、《自然篇》的“气论”，可知其原因是：“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天地为炉，造化为工，察气不一，安能皆贤？”这些思想可能都是后来宋儒“气质之性”的理论来源。但《论衡》中始终没有正面阐述上中下三品中各自的“性”“情”关系。

东汉后期持“性三品论”的学者中，王符在《潜夫论》中也简略讨论过阴阳、性情的问题，而荀悦在《申鉴·杂言下》中，专门讨论了“性”“情”之间的相应关系、反对性善情恶说，但对性和情的界定与讨论都很粗糙，总体上没有超出王充的思考范围，也没有深度回应王充人性论的逻辑问题，直到中唐韩愈《原性篇》的出现。

在《原性篇》中，韩愈明确界定了“性”与“情”的内涵，并在“性情相应”的基础上系统解释了上中下三品之人的区别。他认为性有五种内涵：“仁、义、礼、智、信”，“情”有七种状态：“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之人纯善无恶，论“性”，则“仁义礼智信”之中不管任何一性在起主导作用，其他四性都同时具足相应，论“情”，则在具体行为处事中七情都能表现得最合宜；中品之人有善有恶，论“性”，则五性中任何一性失位，虽然通过教导可以复位，但却对其他四性的健全发挥会有负作用，论“情”，则在具体行为处事中七情中总有一些“过”与“不及”的表现，需要通过学习、改善去实现合宜的理想状态；下品之人纯恶无善，论“性”，则五性中任何一性失位，即便通过教导而复位，但其他四性又乱象丛生，最终使得任何一性都很难完全复位，论“情”，则具体行为处事中七情放荡混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韩愈在王充“性三品论”的基础之上前进了一大步，将“性”“情”内涵、“性”“情”相应、“性”“情”品级系统而清晰地表达出来，发展为“性情三品论”。因此，《原性篇》可视为“性三品论”的定型，此后，宋明诸儒对于“性”“情”关系的详细探讨，已经不在此框架之中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韩愈看来，“性”（即仁义礼智信）都是“善”的，情如果能“发而皆中节”，也是善的，“恶”来源于性、情的失位错乱所导致的行为不当。其实韩愈认为“下品”之人也是“生性至善”的，他们反于“一”而悖于“四”的前提是生性中具有“一”和“四”，因此，他的意思只是下品之人为性、情的失位错乱而奴役，甚至自甘堕落，其行为不当是“后天”而非“先天”的恶。按照《原性篇》的思想，人性先天至善，恶是后天造成。因此有学者认为韩愈的人性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通，如朱熹说过：“韩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识得性分明。”

韩愈认为孟、荀、扬的人性论都只适应于“可导而上下”的中品之性，但如按性三品论一般观念，韩愈应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只适应于“上品之人”、荀子的“性恶论”只适应于“下品之人”，为什么会视其与扬雄的“性善恶混论”一样？其理由应在于：韩愈人性论的真正关切点是“后天”而非“先天”，性善论认为“始善而进恶”，性恶论认为“始恶而进善”，性善恶混论认为“始也混而今也善恶”，都是指的中品之性后天“可导而上下”的一面。在韩愈看来，上品之人并不会“始善而进恶”，如要确证人性“先天至善”，只需探讨为何下品之人具有“五性”却“恶焉而已”，他的解答是下品之人“反于一而悖于四”。按照他的逻辑，其一，下品之人的“五性”从先天来说要比中品、上品之人“暗弱”得多；其二，下品之人的“七情”从后天来说却比中品、上品之人“强横”得多。至于原因，他并没有说。如进一步解释，势必发展出如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一体两面的人性论。难怪朱熹会说：“某尝谓《原性》一篇本好，但言三品处，欠个‘气 ’字。”

韩愈的“性情三品论”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人性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程朱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更为接近，而王充、班固的“性三品论”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人性论。因此，谈性三品论，以王充、韩愈为代表人物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