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慧是秦汉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大致包括才智型、道德型两类，其中才智型早慧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层次尤为多样化。秦汉时期早慧现象的空前繁荣，既得益于先秦社会对早慧的积极认识，也是延续了战国以来事功性早慧日渐增多的趋势。东汉时期，受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事功性、实用性早慧的受关注度逐渐让位于学问性早慧，并且儒者群体内部也兴起了对具有道家文化倾向的早慧现象的推崇。汉末三国间，鉴于孔融等早慧名士的悲剧命运，诸葛亮郑重表达了对早慧者难为重器的担忧。在精英人士对早慧现象的反思之外，西汉晚期以来，社会生活中的悼夭之风日渐兴盛，以至于后世出现了“早慧者不寿”的庸俗论调。

【关 键 词】早慧/秦汉时期/儒者群体/精英人士

【作者简介】崔建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秦汉史。

一、秦汉时期早慧现象的种类及应用层次

生命个体的心智成长有其一般规律，不过，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心智发展比普通人超前，这便是所谓“早慧”。中国历史上，早慧现象早已有之，而秦汉时代早慧现象发生的频度与广度则是空前的。这是先秦历史与秦汉社会现实合力促成的，而随着秦汉社会历史的发展，秦汉人对早慧现象的认识也日渐复杂多样。①由于早慧现象有异于常规，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史籍中留下了不少秦汉时期早慧事例的记载。大体而言，可归纳为两端：才智型、道德型。

才智型早慧的具体表现非常多样，习见的是技艺或学问的超等绝伦。②东汉汝南应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③。颍川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④。说的是记忆力强。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⑤，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⑥，展示的是文采可观。两汉之际的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⑦，东汉后期的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⑧，表现的是对儒学经典的接受能力强。汉魏之际的何晏“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智愚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⑨，这一类早慧者的长处在于对应用型学问的领会能力强。

技艺、学问方面的优长显性易见，另有一些早慧者与此不同，在幼小的年纪便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很不相称的理性思考能力。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孔融。孔融有一女8岁，认为“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⑩。以生存智慧而论，孔融的8岁小女在家族厄运面前不能隐藏性格中的棱角，以致阖门倾覆，似未可称智。然而，“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成人矣”(11)。

不同于孔融小女的刚烈，某些理性很强的早慧者在日常生活中早早便颠覆了儿童懵懂无知的一般形象，善于随机应变，为人处世比较圆润。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有幼子名客卿，“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12)。这样的人事处理能力，在6岁孩童中是极为罕见的。与客卿事迹相类，东汉末年冯翊人张既“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13)。可见张既是一个练达人事、极善于编织关系网络的人物。有的成年乡人非常看好张既的发展前景，不惧遭人耻笑，愿与之结交，甚至以后事相托。《三辅决录注》：“既为儿童，郡功曹游殷察异之，引既过家，既敬诺。殷先归，敕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张德容(张既之字)童昏小儿，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飨讫，以子楚托之；既谦不受，殷固托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难违其旨，乃许之。”(14)

有的理性早慧者在很小的年纪即已投身于高层政治活动，其能量往往也十分可观。楚汉战争期间，刘、项正在荥阳僵持，彭越在项羽的大后方制造麻烦，项羽不得已从前线回击彭越。“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15)13岁的小儿成功地扮演了说客的角色，为项羽稳定后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道义支撑。

汉初，汉惠帝死后，“太后(即吕雉)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16)。张辟强年仅15岁，却能够对权力交接之际的敏感政治局势洞若观火，其应对建议也被当轴者所采纳，从而深刻改变了汉朝中央权力的结构。对此，宋人评论道：“留侯子张辟强年十五，揣知吕后意，劝丞相拜诸吕将南北军，入居宫中用事，虽曰早慧，实留侯不肖子，使非汉方兴未艾，卖汉天下者尔。”(17)抛开其中对张辟强政治立场的指责，论者显然是承认张辟强属于“早慧”人物的。

与异彩纷呈的才智型早慧相比，道德型早慧的群体形象相对比较单一。《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融家传》：“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18)这个故事传诵极广，突出的是幼年孔融的谦让之德。不过，这样的事例并不多见，对于汉代人来说，孝道是道德型早慧的主要表现形式。东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19)。儒者张霸“年数岁而知孝廉，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20)。曾子是先秦时期构建孝道观念的核心人物，汉代人以曾子比幼年张霸，可见张氏早慧的基本特征。京兆长陵人乐恢，“父为吏，得罪于令，令将杀之。恢年十二，伏寺门外啼泣，不舍昼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21)。乐恢至孝感人，不过，仔细想来，他似乎已不能被视作典型的道德型早慧人物。毕竟父子至亲，子需赖父养育，昼夜啼泣，对于已12岁的乐恢来说，或许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丧父之后生存之艰的本能恐惧，道德上早慧的色彩较淡。相比较而言，汉末司马朗和常林的事例或许能更好地代表对孝道具有自觉认知的早慧型人物。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不敬其亲者也。’”(22)与司马朗同县的常林“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23)。儿童时期的司马朗、常林对来宾“临子字父”的做法十分敏感，史家做出这样的记载，或许意味着当时很多与他们岁数相当的儿童并不具备这种敏感性。他们的敏感性来自何处？自然是浸透骨髓的孝道，希望来客表现出对父亲的尊重。小小年纪便将家族荣誉放在心头，这正是道德早慧的一种形式。

二、秦汉社会推崇早慧的历史渊源

推崇早慧是秦汉人对待早慧现象的一般态度。这一态度不仅表现在秦汉时代早慧人物之多见、早慧类型之丰富以及应用层次之多样，从史家对先秦时期圣王们早慧事迹的剪裁取舍亦可略窥一斑。

太史公书的开篇，带着对上古圣王的无比景仰，尧舜等人物的一生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充斥。其中降生时的异象，是后世帝王构建天命神权的固有模式，不必多言。倒是上古圣王们不平凡的童年，似应进一步加以关注。在古人眼里，圣王的童年往往与众不同。有的是语言、智慧超群，比如黄帝，“弱而能言，幼而徇齐”(24)。帝喾高辛氏甚至“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有的是德行高妙，“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考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25)。有的是具有特殊的具体才能，如周人的祖先后稷，“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26)。

《史记》对于上古圣王童年生活的记述，立足于今日观之，不免令人生疑，但秦汉人大多是相信的。司马迁曾自道，他在编写《五帝本纪》时，面对纷繁复杂的记载，奉行的原则是“择其言尤雅者”(27)。可见，他在剪裁史料时，并不认为帝王们的早慧表现是“不雅驯”的妄说。这反映出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信仰状态：人们相信大人物的童年往往异于常人。

需要指出的是，民众对早慧的推崇并不是汉代才出现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对早慧的评价已经较高。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孔子承认人的智慧存在天分差异。《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8)东汉末年的荀悦说：“或问曰：‘君子曷敦乎学？’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29)此番话抓住了夫子话语的精髓，即“敦乎学”。从这个角度思考，孔子所谓“生而知之者”，并不是全知全能因而不再需要“敦乎学”的圣人、神人，他最后说的那句“民斯为下矣”的“民”实际上应是一以贯之的，他所评定的“上”、“次”、“又其次”、“下”等级别，都是针对民众的。如此一来，“生而知之者，上也”，完整讲来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能够生而知之的人，的确令人欣喜、赞赏；其次，作为尘世中人，只可能在某些方面“生而知之”，不是神一般的“全能”，因此，生而知之者仍需要不断学习。这个态度才合乎一个教育家的思维逻辑。

孔子的话表明，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早慧现象，并且乐于见到这种情形。自孔子的时代以至战国，早慧愈发受到社会的推崇。秦汉间常有孔子以7岁小童项橐为师的传说，目前，此事最早的记录见于《战国策》。策文记载，在秦国实现统一的前夜，文信侯吕不韦欲联合燕国攻赵，他亲自请张唐担任燕相，以便促成两国结盟，但被张唐婉拒。时年12岁的甘罗自告奋勇，愿承担说服张唐的任务。文信侯对甘罗的资历与能力表示怀疑，甘罗说：“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既然出自战国晚期的甘罗之口，那么，孔子以项橐为师的故事必定在此前已经流行。与孔子问道于老子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两个故事都有贬低孔子的感情色彩，其历史背景应当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有关。

由于记载简略，项橐究竟代表怎样的文化倾向，这是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汉代画像资料中所见‘项橐’，往往立于被命名为‘孔子见老子’的画面中间。”(30)并且项橐、老子皆面向孔子，这样的布局，似乎意味着汉人心目中的项橐代表着与老子相近的文化倾向，这很可能也是最初塑造项橐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驱动力。如果对项橐的姓氏加以关注，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些楚文化(一般而言是道家所对应的地域文化)的色彩。司马迁叙项羽先世，“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31)。先秦项氏乃楚地著姓，项橐出自楚地的可能性很大。(32)服膺道家思想者既要抬高自身的地位，而孔子又比较欣赏“生而知之者”，于是，一个具有道家色彩的“生而知之者”便应运而生了。项橐的故事具有典型性，它不仅激励着少年甘罗立志建功，同时也打动了吕不韦，使他同意甘罗的尝试。甘罗先是抓住权臣之间常有的矛盾，奉劝张唐吸取名将白起被秦昭王“去咸阳七里绞而杀之”的教训，迅速启程赴燕。紧接着，他又亲自出使赵国，以张唐赴燕将要促成秦燕联合为由，恐吓赵国割地给秦国，以此表达秦赵修好的诚意。秦赵联合之后共攻燕国，然后瓜分攻燕所得。(33)这出连环计的精彩演出，表现了12岁甘罗的出色政治才能。

先秦历史上，子奇是一位与甘罗齐名的政治性早慧人物。(34)《后汉书》李贤注引《新序》：“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化阿。至阿，铸其库兵以为耕器，出仓廪以赈贫穷，阿县大化。”(35)《太平御览》引《新序》文字更详：“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还之。已至，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使与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决，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36)子奇年18，而有经理一方的才能，其年少时当有可观之处。

三、秦汉时期早慧现象的嬗变

综合地来看先秦时期的早慧记载，大致可以感受到如下基本特点：一是传说色彩比较浓厚，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非必有其实；(37)二是随着列国之间纷争日趋白热化，早慧事例越来越具有注重事功的内在价值追求，这在甘罗、子奇的事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秦汉王朝上承战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早慧现象也不自觉地沿袭了战国注重事功的流风余韵。前引楚汉战争中外黄令舍人之子劝说项羽停止坑杀平民、吕后时张辟强剖析政治形势，都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不仅秦汉时段的早期如此，甚至可以说，整个西汉一代的早慧现象亦大体如此。

汉武帝时期的御史大夫张汤，“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38)。小儿治狱虽然具有游戏性质，但其判案文书竟然“文辞如老狱吏”，某种意义上颇似“生而知之”者。(39)桑弘羊也是汉武帝时期的早慧者，“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40)。西汉晚期的丞相张禹，“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41)。占卜在现代人看来属于怪力乱神，但秦汉时代的占卜是一种对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构成深刻影响的实用型学问。

张汤、桑弘羊、张禹是西汉时期年代较晚的早慧者，三人的早慧从内容上看，均可视为以实用为旨归。进入东汉时期，早慧现象的亮点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学问性、道德性早慧大放异彩。(42)道德性早慧的涌现，其原因是复杂的，有取士之法的影响，也与东汉人“尚名节”(43)的时代风气有关。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道德性早慧本身以及对之发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皆与儒、道等思想(或称“文化”)流派在东汉的特殊发展状态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

汉初很长时期内，学问是不大兴盛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44)这个记载表明，汉初对“年少”的界定很宽泛，以18岁的年纪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在当时人看来已非常难得。汉武帝以后，儒术渐起，习经之风日浓。在《汉书》中常见到“少好学明经”的说法，(45)在利禄的诱惑下，“少好学”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不过，从《汉书》的叙述方式中，很难判断所谓“明经”的状态是否在少年时即已达到。史载韦玄成“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繇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大夫”(46)。看来，“明经”或许是“少好学”以来多年学习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少好学”具有早慧特质。

与西汉相比，东汉从建国伊始便是个“学习型社会”(47)，光武帝本人以及他的许多开国将领皆习经，此风持续兴盛，其登峰造极的历史表现便是孕育了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累世通经累世高官的大家族。荀悦、任延等未成年便通一经或数经的早慧者，正与这一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应。关于这一对应关系，说得更直接一点儿，就是社会文化土壤与人才产出的关系，属于常识。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学问性早慧大行其道的东汉社会，这一早慧者群体内部在文化取向上存在着差异，除了服膺入世的传统儒家理念的大多数早慧者，还有一些学问性早慧者偏向于避世保身的道家。

东汉前期，颍川人杜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48)。时人所贵的，正是杜安远离人事纠纷的先见之明。东汉中期，陈留人吴恢获任南海太守，其子吴祐年仅12，亦随父到南海。吴恢计划在简牍上抄写经书，吴祐认为，南海虽然僻陋，但珍珠、象牙之类的珍奇之物不少。当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还朝时带了几车草药，便遭人诬陷，指责他搜罗了不少奇珍异宝。如今父亲以简牍写经，一支简牍也写不了几个字，而经书文字多，一部书写下来，简牍已堆积如山。将来离任时，载之上道，很容易遭人非议。“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这便是吴祐对其父说这番话的主导思想。(49)吴恢听后，认为“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即春秋时期的吴国王子季札，此人屡次拒绝登王位，吴恢将儿子比作季札，看重的正是他所具有的谨慎、退让之风。

东汉中后期，颍川有钟觐。他是名士李膺的姑表兄弟，“与膺年齐，并有令名。觐又好学慕古，有退让之行。为童幼时，膺祖太尉修言：‘觐似我家性，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者也。’复以膺妹妻之。觐辟州宰，未尝屈就。膺谓觐曰：‘孟轲以为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人何太无皂白邪！’觐尝以膺之言白(钟)皓，皓曰：‘元礼(李膺字)，祖公在位，诸父并盛，韩公之甥，故得然耳。国武子好招人过，以为怨本，今岂其时！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觐早亡，膺虽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陨身世祸”(50)。钟皓是钟觐的父亲、李膺的姑父。他担心李膺固执“好恶是非之心”、“好招人过”，恐有后祸。而钟觐面对仕途诱惑，“未尝屈就”，守身克己，“有退让之行”，在钟皓看来，这样的个性实为“保身全家”之道。钟皓的言论深刻地揭示了东汉有识者对出世、入世这两种早慧类型的优劣判断。

东汉泛起道家文化取向的早慧现象，并不是先秦道家或汉初黄老自主复兴所致。实际上，它是儒者群体在经过与皇权的长期互动之后发生分化的结果。自西汉中期步入汉帝国的权力世界以来，幸与弃、达与穷等普遍生存状态难免对儒者群体的心理造成持久的冲击。进入东汉时代，读书人数量很大，生存空间又要受到外戚、宦官等权势群体的挤压，他们的出路、命运问题比前朝更为严峻。在此情形下，一部分儒者勇往直前，“以天下名教为己任”，志扫天下。而另一些儒者转向保守，考虑的是如何保身持家，道家的处世理论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指导。

在东汉道家、原始道教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现象，与部分儒者群体处世态度道家化的倾向相映成趣。《太平经》记载后圣九玄帝君的早年事迹：“既诞之旦，有三日出东方。既育之后，有九龙吐神水。故因灵谷而氏族，用曜景为名字。厥年三岁，体道凝真，言成金华。五岁，常仰日欣初，对月叹终。上观阳气之焕赫，下睹阴道以亏残。于是敛魂和魄，守胎宝神，录精填血，固液凝筋。七岁，乃学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二七，而有金姿玉颜，弃俗离情，拥化救世，精感太素，受教三元，习以三洞，业以九方。”(51)如同儒家心目中上古圣王的光辉形象一样，后圣九玄帝君作为早期道教的偶像，也被塑造成了玄而又玄的早慧者形象，此番想象只是在东汉道家文化滋长的情况下方才出现。

四、东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忧虑

东汉人对以“保身全家”为目的的早慧现象加以肯定，已经非常明显地传达出当时社会中的某些精英人士对进取性早慧的反思。(52)这种反思在三国时期达到了高峰，清代学者指出“三国之俗以幼慧为忌”：“三国之末，离乱已久，人心皇皇，皆以苟全乱世为保身之计，幼而聪慧，人皆以为忌。令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覆我宗。诸葛恪少有盛名，吴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为戚，曰非保家之主。父友奋威将军张承亦以恪必败诸葛氏。此可以知当时之风俗矣。”(53)所谓“必覆我宗”、“必败诸葛氏”、“非保家之主”，皆可说明三国之人或将家族成员的早慧视作家族命运的不祥之兆。毋庸置疑，这一思想与东汉人钟皓所提倡的“保身全家”一致。不过，三国时期“以幼慧为忌”观念的盛行，应当不仅仅是一种心态的延续，东汉末年士大夫在乱世中的特殊遭际或许在禁忌心理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现实、更为重要的角色。

汉献帝时期是汉政向曹魏政治转换的关键阶段，面对控制汉献帝的军阀，不少士人堕入厄运，其中不乏早慧者的身影。江夏人黄琬“早而辩慧”，与祖父黄琼共同生活。建和元年(147)发生日食，但洛阳地区没有看到。黄琼时任魏郡太守，向朝廷汇报此事。“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黄琬时年7岁，提醒道：“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黄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不过，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黄琬命途多舛，因为典选过程中得罪“权富子弟”，“被废弃几二十年”。汉献帝初平年间，他与王允同谋诛董卓，董卓部将李傕“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54)。陈留人边让，“少辩博，能属文”，然而“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55)。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孔融，族灭其家。类似事件的现实残酷性，在当时士林中势必引发对“保身全家”理念的更为强烈而迫切的认同，而早慧者的人格缺陷也相应地受到关注。

黄琬小时，“时司空盛允有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奉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56)。“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本是长者逗弄孩童的戏谑之言，但黄琬不解其趣，抢白长辈。从拂袖而去的举动来看，黄琬虽然聪明，但情商并不高。边让“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亦说明其恃才傲人的秉性。孔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57)从孔融、李膺的对话来看，孔融确有天纵之才。不过，观孔融与陈炜的对话，给人的却是一番不太美妙的感受。

何焯认为：“长大失学故无奇，融此对却轻薄。”(58)此言不诬。有论者指出：“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举小时，太中大夫陈韪(炜)已有是语。殆未必然，盖人性颖脱者，固易为善，亦易为恶，在所以养之耳。”(59)养之不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大未必佳”乃是正常的结局，这不仅是后世的看法，即在东汉本朝，也不乏实例。比如东汉安帝刘祜，史家曾给出这样的评价：“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60)又如比孔融晚一些的杨修，出自弘农杨氏，“少有俊才，而德业之风尽矣。至魏初，坐事诛”(61)。这就是因教育、修养不到位而导致早慧者功德不终的例子。事理昭然，孔融却必欲在言语间争胜，在论辩中，悄然将陈氏的或然逻辑篡改为必然逻辑。这种不折不扣的诡辩，非但不能为个人形象加分，反而会给人造成以幼凌长的不逊印象。孔融成年后的某些篇章，以及与曹操的相处，皆不乏嘲谑之气，应当说与童年时争强好胜的性格有扯不开的关系。而曹操杀之，也与此有关。所谓“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正谓此也。

孔融作为东汉晚期早慧者的典型代表，其人生教训曾引起诸葛亮的关注。出自“荆楚名族”的来敏为避难而投奔益州牧刘璋，刘备夺蜀后，来敏对刘备部属地位的快速上升感到不满，多次口出怨言。诸葛亮斥责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62)可见，孔融事迹是诸葛亮观察蜀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参照，在诸葛亮心目中，作为政治人物的孔融，其形象是负面的。如果在“乱群”的特点之外继续观察作为政治人物的孔融，我们还可以依稀感觉到，诸葛亮有关“重器”的言论，或许亦是有感于孔融的政治表现而发。

诸葛亮早先无子，过继诸葛瑾之子为后，后来终于生下亲子诸葛瞻，诸葛亮对儿子的怜爱，自不待言。可就在诸葛瞻8岁那年，诸葛亮给诸葛瑾写信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63)类似的话，两汉之际的马况也曾说过。马况是马援之兄，同郡人朱勃“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稟学，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64)。所谓“小器速成”，与诸葛亮所言“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同调。(65)不过，马况旨在抚慰马援，所言未必经过慎重考虑，而诸葛亮对家兄言爱子，言语间有喜有忧，这种情感状态折射出的应是一种切身感受到的隐忧。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可以闻见的早慧而不成“重器”的名士实在太多。

孔融在担任北海相期间，“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这段履历，甚至成为政敌的笑柄。郗虑攀附曹操，与孔融不和。汉献帝曾问孔融：郗虑的长处在哪里？孔融说：“可与适道，未可与权。”郗虑立即反驳道：“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权安在？”(66)从政敌的嘲讽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对于时人来说，尽管孔融早慧夙成，名满天下，但他的政治才干并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不独孔融，边让“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67)。这些当世名士的经历，诸葛亮定然有所关注，并进而引发其对人生的思考。

余 论

在乱世中“保身全家”，渴望成为“重器”，二者都是精致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到了后世，却等而下之，斤斤计较于生命的久暂，衍生出“早慧者不寿”的庸俗论调。元人吴澄曰：“人言早慧者不寿，岂其然乎？颜子贤而夭，李贺才而夭，一艺绝人而亦不能久于世，何哉？”(68)明人刘伯温曰：“盖闻冬华之木春不必实，早慧之子年不必寿。”(69)但此说应当不是迟至元代才出现，在此之前，即便无是语，类似的社会意识也可能早已存在。

《淮南子·墬形训》：“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处。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70)这个传说点明了东方人在长相、体态、寿命方面的种种特征，但并没有点明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所谓“长大早知而不寿”或许并不直接意味着身形庞大、幼而聪慧即是不寿的原因。但斯人也而有斯命，仍然可以表明，西汉人已经隐隐约约地觉得早慧与不寿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不过，促使“早慧者不寿”论调出现的更重要因素，似乎应当是西汉晚期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悼夭之风。

西汉晚期的扬雄曾哀叹其子扬乌早亡：“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71)寥寥数语，扬雄的丧子之痛溢于言表。东汉以来，悼夭已形成相对固定模式，或刻碑铭，或撰哀辞。南阳发现的画像石墓有哀悼5岁小儿许阿瞿的文字：“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年甫五岁，去离世荣……”(72)也是汉灵帝时期，有童子逢盛，“弱而能言”，“智惠聪哲”，“闻一知十”，年十二而亡。“慈父悼伤”，父之门生“共刊石叙述才美，以铭不朽”。(73)曹丕族弟文仲11岁而亡，有感于其母“伤其夭逝，追悼无已”，曹丕乃作《悼夭赋》：“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王粲为《伤夭赋》曰：“惟皇天之赋命，实浩荡而不均。或老终以长世，或昏夭而夙泯。物虽存而人亡，心惆怅而长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诉。”(74)曹操爱子曹冲“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操甚至“有欲传后意”。13岁时不幸病故，曹操“哀甚”。曹丕称帝后，追赐曹冲为邓公，为此专作策书，其中有言：“昔皇天钟美于尔躬，俾聪哲之才，成于弱年。当永享国祚，克成厥终。如何不禄，早世夭泯！”(75)

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悼夭行为，表达的感情并无二致：早慧而夭，惜哉！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悼夭文字只是针对那些夭亡的早慧者有感而发，还看不出多少将早慧与短折进行必然关联的迹象。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悼夭行为持续不断地发生，早慧而夭的情形对人们内心所造成的巨大震撼也将是日复一日地累积的，这个过程或许与心理学上条件反射的强化理论有几分相像，早慧与夭亡之间本来若有若无的联系在不计其数的悼夭行为中被不断强化，其极致情形，便是形成被一部分人所信奉的“早慧者不寿”的心理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