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过去一年，中国经济面对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等多重困难和挑战，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国内GDP同比增长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成绩来之不易，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战略思想引领密不可分。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探索区域发展新路、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推进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随着各项区域发展战略逐步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新棋局正在悄然展开。

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在海内外引发热议，许多国家表达了积极响应的强烈愿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环境，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经略周边、联通世界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和加快自贸区建设与谈判等，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未来发展格局的运筹帷幄和对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洞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经济、政治、外交意义。本文将梳理《人民论坛》杂志的有关文章，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区域发展战略。

国内：重视流域经济，构建城市集群，促进协调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内情况，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两个宏观的看法：重视流域经济，也要构建城市集群。

近代以来，由于航海业崛起，沿海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布局大多考虑沿海优先发展与带动作用，一批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得到优先发展。在这种纵向经济布局下，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外向型的经济发展优势，逐步拉大了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世纪之交，中央及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西部发展的信心。与此同时，国家也提出了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但整体来看，中西部仍然相对落后，究其原因，有体制机制方面的，也有顶层设计方面的。

据此，摒弃梯度发展、纵向布局的模式，及时选择“以流域为纽带、东中西相统一、横向互补发展”的新模式十分必要。长江流域经济带可谓我国最大、最完整的流域经济带，浓缩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精华。以其为核心，连接起北方经济带和南方经济带，从而实现全国东中西贯通发展和南中北共同发展。这种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与南中北三大经济带交汇形成九大节点，从而构成九大城市群。以流域为纽带，流域内城市群为核心，形成九大区域板块，无疑会发挥规模经济、聚集经济效应，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九大城市群内部，存在核心城市与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同发展问题。从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来看，功能错位发展是关键，只有功能各异，才可能避免趋同竞争，达到协同效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确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功能，才有可能错位互补发展。

提升长江经济带地位的三个要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刊文指出，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的地位非常重要，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妥善解决，长江经济带才能早日腾飞。

1、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为突破口，合力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交通网络。开发利用好长江这条黄金水道，是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首要任务。长江水运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阻碍统一连续航运网络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首先，从国家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重视沿江通道建设，优先推进水运发展，通过优先推进水运发展来支撑流域开放开发；其次，要继续加强以客运专线、高速公路为骨干的现代化立体交通建设，实现客运零距离、货运无缝对接；第三，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打破利益保护，制定整个经济带综合运输规划，统一调度运力，统一使用资源。

2、要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为引爆点，将其建设成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长江中游，包括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核心，外加鄂湘赣三省沿长江、环洞庭湖、环鄱阳湖的若干城市，是一个已具雏形的跨省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集群。

因此发展区域经济，首先要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其次，加强产业融合，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光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工程装备、农副产品加工、有色金属开采与冶炼基地；最后，以“四江三湖”为重点，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在加强长江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水污染综合治理、湖泊治理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加强河流湖泊的治理。

3、建设长江经济带要干支结合，实现流域的协调发展，提升其整体实力。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就是要树立“流域一盘棋”的思想，更加重视支流及广大腹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让节能、节地的水运通达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而充分发挥全流域黄金水道的作用。支持汉江核心城市打造包括铁水公空管在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支持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其新型工业化步伐，支持其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城市建设等。

京津翼协同发展在于双转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梁昊光也在《人民论坛》杂志上发文探讨了另一个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即京津翼地区的协同发展的方向。京津冀地区面临艰巨的人口、环境和城市发展转型的任务。从战略共赢的角度看，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解决好区域转型问题，突出以功能调整和建立生态补偿创新机制双转型，加快区域生产力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增强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基础作用。

利益的分配是调整幅度和速率的核心因素，功能调整和产业对接协作必将引起区域内税源的变动和各级政府财政分配份额的变化。对区域内部跨省市的投资、产业发展、园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项目，需进行制度设计和利益分配机制建设，促进圈内利益分配合理化。调整疏解北京的城市功能，关键是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克服“舍不得”的思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这样才能更多的把北京现有的高端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其他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天津、河北，把北京的部分产业发展功能疏解到天津、河北。所以，建立京津冀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和税收收入区域归属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协调京津冀利益分配公平化，减小利益争端是协同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国际一流宜居城市”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周边地区的生态退化对北京市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如缺少相应的协调机制，区域生态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建立生态均衡机制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唯一出路。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需要。

国际：通过“一带一路”实施全面开放，实现互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大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逐步迈入了主动引领全球经济合作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发展的新战略，是实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是实现我国与周边各国互利共赢发展的新途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这一战略将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文化交流、投资贸易合作，带动沿线各国互利共赢发展。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可以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针对“一带一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和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在《人民论坛》杂志分别探讨了这一战略中的问题和价值。

应重视对“一带一路”构成挑战的相关因素

贾庆国院长认为，为了能够让“一带一路”的倡议最终给中国和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有必要把对一带一路的论证进一步具体化。

首先，向西、向南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效益的论证有待深入。特别是向西开放，沿途很多地区在短期内，通过发展经济带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不会很大。

其次，无论走哪条线，沿途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成熟，行政效率比较低等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通关效率、营运成本都会比较高。

另外，沿途地缘政治安全状况要引起重视。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宗教极端势力强大，一旦有些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势必影响通道安全；对向西开放涉及的地缘政治问题目前还缺乏论证。向东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南海和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凸显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戒心上升，这些因素应当引起重视。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建设“一带一路”无法回避的。只有在客观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有效回应这些问题，我们才有可能顺利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合理区分向东、向南、向西开放的重点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通过深化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再平衡。“一带一路”主要不是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而是通过走出去，对外输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周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从而带动中国自己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再平衡，推动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是一个全新的对外开放思路，需要进一步明确。

在推动“一带一路”目标时，要合理区分向东、向南、向西开放的重点。就目前的情况看，向东开放的重点在于推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也就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本、装备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科技含量较高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向西、向南开放的重点在于发展国家西、南两个区域的经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再平衡。两者的侧重不同，着力点也应有所不同。

明确目标后，需要有具体的谋划。首先，需要在充分调研和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一带一路”发展的具体线路。线路确定后，需要根据线路建设具体情况进行规划。规划不仅需要对解决项目、资金和技术问题提出具体方案，也需要对解决和管控有关安全、地缘政治等问题提出可操作办法。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要从制度上保证这一轮对外开放有序进行。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外投入和经营的管理。要积极争取相关国家的合作和投入，使它们成为这一轮对外开放的利害相关者和坚定支持者。

无论是向哪个方向开放都需要有效解决有关对外关系问题。西部开放需要我们从道理上和实践上说服有关国家真心接受这一双赢的做法。向南开放需要加强与缅甸、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合作，让这些国家尝到合作的甜头，从而真心支持和参与我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向东开放需要妥善处理南海、东海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

最后，要加强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谈判，尽快签署协议。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们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我们“一带一路”战略的宏伟目标。

“一带一路”着眼于为全球经济治理输出公共产品

毛艳华副院长指出，“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有重大价值与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把“互联互通”和融资平台的搭建作为重要议程，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顺应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潮流，通过为全球治理输出公共产品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地位。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主要有四点意义：一是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有利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四是有利于加快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不仅能够消除增长瓶颈，促进所在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拉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出口，给发达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是一个双赢的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重大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诉求。“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很好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带一路”以开放多元的特征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并有可能成为最终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

第二，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补充与完善。“一带一路”相关议题表明，中国是在不改变现有国际规则的情况下，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搞增量改革，并且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等，形成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的投融资开发平台，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共同促进全球尤其是亚洲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来看，“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第四，从全球经济治理的效果来看，“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国家、蒙古等内陆国家的开发，向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这就超越了欧美式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从而有助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