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负责处理奥地利裕宝阿尔卑斯—亚德里亚银行（Hypo Alpe-Adria，以下简称“裕宝银行”）坏账的埃塔资产清算公司（HETA Asset Resolution AG）可能存在比预期更大的资金缺口，奥地利政府近日决定，不再把纳税人的钱用于救助裕宝银行，这使裕宝银行在事实上已处于破产地位。

针对此事，比利时布勒哲尔研究所（Bruegel）博士后研究员克里斯托弗·甘拉德（Christopher Gandrud）和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公共管理与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哈勒伯格（Mark Hallerberg）共同撰写了《不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而是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来自奥地利关于银行救助的教训》（Not SIFIs but PIFIs—A Bank Bailout Lesson from Austria）一文，并于近日发表在该所官网。他们表示，欧盟银行复苏与处置框架（EU framework for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主要关注来自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IFIs）的风险，可能忽略了“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Polit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IFIs）的监管。

他们认为，公共部门救助国家性或者全球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可以被理解的。如果没有干预，某个国家的金融部门可能面临崩溃，甚至使经济水平整体下降。为此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出了比其他机构更高的资本要求。在欧洲，130家最大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需要面对欧洲央行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监督，同时单一清算机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SRM）规定了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可以救助一家失败的银行。

然而，在很多时候，银行是否会倒闭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国家性或者全球性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政治家们还很关注银行倒闭对当地的影响。当银行监管与地方政治（例如选举）等产生联系时，处置一个对国家经济无足轻重的困境银行，可能给做出该决定的政治人物带来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可能会得到它们本来无法得到的利益。

这种“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逻辑，影响了德国一系列的银行援助方案。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是反对救助银行的，但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德国银行还是得到了大量的公共财政支持。实际上，只有三家非常小的银行在危机开始时被允许破产。从国家层面来讲，尽管某些德国银行并不具有系统重要性，但是由于它们对州一级的政治非常重要，因而在最近的危机中也得以逃过破产的命运。

在奥地利对裕宝银行的处理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动态，奥地利的克恩顿州（Carinthia）慷慨地为该行提供了担保，并以此作为其最得意的政绩。当该行在金融危机中陷入持续困境时，由于其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而获得了来自州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公共金融援助，并最终于2009年被国有化。

虽然奥地利政府近日做出的决定使这个故事发生了新的转折，但是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以及欧盟机构也应该注意这一问题，在欧盟层次上也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某一成员国政府非常关注它的某一家银行，并采取措施帮助它，而这家银行却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困境，给该成员国带来极大负担，并且欧元区的单一清算机制要求解决这一问题时，在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以及该行的各大股东之间就可能存在难以化解的矛盾，并可能由此引致法律行动。

此外，还要注意，由于这些银行是国内“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它可以获得公共援助以支撑更久的时间。同时，由于它们不在单一监管机制监督下的130家银行之列，欧盟当局可能只有在问题发生很久后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并且由于未能尽早地彻底解决问题，这将带来更大损失。因而，对欧盟当局来说，不仅应当注意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应当对那些“政治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