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

两会期间,“政治生态”成为热词。净化、重构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良好从政环境,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取向。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出台“八项规定”、强力反腐等,使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良好政治生态的培育构建,人们行为习惯的彻底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如何涵养壮大不断向好的政治生态,如何使良性政治生态日渐成为“政治新常态”,这是需要我们探索和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我们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杜治洲。

了解政治生态,最核心的是了解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

本版编辑马清伟(以下简称“马”):重构政治生态是因为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比如系统性(石油系统)、塌方式(山西省)的腐败现象,除此之外,政治生态还有哪些具体意涵?

杜治洲(以下简称“杜”):实际上政治生态就是执政的环境,可以理解为是党风政风民风社风的一个综合体。除了系统性的腐败、塌方式的腐败等表现形式之外,政治生态的核心实际上是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和公共道德问题。社会风气也是在党风政风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风气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政治生态中的党风政风决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政治生态的话,最核心的是要了解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他们整体的职业操守和公共道德怎么样。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具体来说,政治生态主要由四个“物种”构成:政府、官员、商人和公众。系统中的四个物种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遵循“适者生存”的生态规律。为什么会有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以及其他的一些窝案、串案存在呢?就是因为当整个生态系统发生问题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系统中的某一个“物种”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四个“物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比如政府承担的职能过多,过度地干预市场,好像是一个不太大的问题,但是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过大,而这种能够交换利益的权力大了之后,商人或者其他的利益主体,就会有求于这个有权的人,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相交换、互相依存的关系。时间久了,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就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难以打破,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固定的政治生态,或者不良的政治生态。所以我们说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并不是说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因素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系统中的所有环节和因素都出了问题。

马:通俗理解,政治生态就是一种整体的从政环境或者官场风气,一些人把腐败现象归咎于不好的政治生态,比如所谓“被动腐败”论或者“体制性腐败”论,认为谁进来都没法幸免。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

杜:不可否认,这些说法都挺流行的,市场也很大。这其实是一种关于腐败的环境决定论,就是说因为官场环境不干净,所以无论谁去坐那个位置,无论谁掌权,都会身不由己地陷入腐败的漩涡。

我们不否认官场环境对人的影响。外界环境对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人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影响因素。从所有的腐败案件来看,也基本上都是因为人性的贪欲、私欲而导致的,所以,每一种腐败都是主动的腐败,都是因为贪欲、攀比、权色交易等主观原因。只能说在制度不健全、生态不纯洁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也恰恰是在这种时候,个人的道德水准和政治素养就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家认为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很多廉洁奉公、勤政廉政的官员,比如杨善洲同志。所以,那种所谓腐败是由环境导致的说法,其实只是腐败官员推卸责任的一种借口。从根本上讲,是腐败导致了不好的政治生态,而不是不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腐败。

马:政治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选人用人。那么,一个不好的政治生态系统,究竟对官员的提拔、晋升发生了怎样的扭曲?对整个生态系统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杜:这个问题很关键。有人说,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选人用人制度出了问题的话,政治生态系统是不可能正常运行的。正常的人或者说理性的人,都是在一个指挥棒的引导、激励下作出自己行为的。在不良的政治生态中,用人的指挥棒如果歪曲了,只有用钱、色、背景、圈子等才能换取官位的话,那么人人都会选择通过“走捷径”来实现升迁。而一旦成功升迁之后,他又会变本加厉地去搞腐败,来捞回买官所投入的成本,通过权钱交易积累财富,再去买官,以换取更大的官位。所以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官员成了生意人,这就偏离了我们政治生态系统的公共性、服务性。

劣币驱逐良币本来是经济领域里面的一种现象,现在我们也用来形容政治生态里面出现的“逆淘汰”现象。如果我们官场的用人制度、政治规矩被破坏了,那么就会只有那些溜须拍马、会迎合讨好上级的官员得到升迁,而老老实实干工作、踏踏实实为群众服务的官员,反倒会被官场淘汰,成为政治生态中的弱者。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场环境越来越恶化,有才能的人进入不到这个系统高层次的位置,去获得更高的职位,以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而那些没有能力、只会阿谀奉承的官员,在获得升迁后,也不会脚踏实地为老百姓谋福利,因为他们心里清楚现实中为老百姓着想并不能带来他们想要的仕途,所以只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去攫取更多的权力。所以,选人用人的问题,表面上的后果好像只是让我们的官场充斥着一些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官员,实际上背后的危险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会让整个政治生态腐烂掉。

“不想腐”是政治生态的最高层次,是心理廉洁和行为廉洁的高度一致

马:严惩腐败官员相当于拔除政治生态里的“坏苗”,重构政治生态则相当于“翻新土壤”,让其长不出坏苗,能不能这样理解?

杜:这个比喻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坏的官员不光是坏苗,而且是毒苗,它能够毒害其他的苗,而且还能毒害土壤。所以并不是把坏苗拔掉了,这块地就干净了。坏苗的毒性很大,它已经把这块地给污染了。所以拔掉坏苗只是做了一个外科手术,根除腐败还是要靠提高免疫力,提高我们政府系统的免疫力。

这就需要一方面坚决拔除坏苗,严惩腐败,让好苗也有生长的地方,让好的官员能够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系统的司法改革,让官员、民众和社会都认识到法律的权威,让人人都敬畏法律,形成一种法治的环境,这是形成一种遵守制度的氛围的前提条件。因为法律就是最高的制度,只有大家都尊重法律了,其他的选人用人等制度,才有可能得到真正遵循。第三个,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廉政制度,树立制度的权威性,让人人都遵守制度、遵守规矩。如此才能实现政治生态土壤的彻底翻新。

马:关于反腐败,有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和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说法,它们和重构政治生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杜:惩治腐败分子、减少腐败存量,是瞄准“不敢腐”的目标,让你不敢动,从而为建立制度、遏制腐败增量和实现不能腐、不想腐铺平道路。反腐败和重构政治生态则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腐败是重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良性化的一个步骤、基础和条件,同样,重构政治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反腐败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生态的优劣程度,可以从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不敢腐,腐败存量逐渐减少,官员心中对腐败有畏惧感,不敢腐败。第二层次是不能腐,腐败增量得到控制,官员的贪腐冲动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这是一种心理不廉洁和行为廉洁并存的状态,就是说心里还有腐败的想法,但在事实上实现不了了。在这种状态下,官员保持廉洁是不得已,并非心甘情愿,是被动的廉洁。第三层次是不想腐,这是政治生态的最高层次,是心理廉洁和行为廉洁的高度一致。我把它称为主动的廉洁。

要关注老百姓对反腐败的获得感。“春江水暖鸭先知”,政治生态是否变好,老百姓先知

马:您曾提出,将“一把手”权力关进笼子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关键。为什么限制规范“一把手”的权力,在重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如此重要?

杜:很多时候,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恶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把手”的权力失控。所以在重构政治生态的过程中,一定要把“一把手”的权力约束好。“一把手”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一把手”的行为是否规范廉洁,直接影响到本地区、本部门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一把手”的权力带头受到规范,也会为“一把手”搞好本地区、本部门的廉政建设,提供足够的政治底气。换句话说,如果“一把手”自己的权力都不受约束、都大搞腐败,那还怎么要求下属廉洁从政,政治生态又怎么会好?所以说,廉政建设一定要自上而下地做,我们要对廉政领导力有足够的重视。上面的人如果随心所欲地滥用公共权力,就会造成非常坏的示范效应；而如果“一把手”能够保持廉洁,能够做到秉公用权的话,就必然会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

马:一些人认为,政治生态里的不良现象,如圈子文化、关系网、潜规则等,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包括我们的很多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分不开的。

杜:现在很多人都把腐败现象归结于我们的文化,认为儒家文化人情因素太盛,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不好。但我认为,政治生态好不好,与历史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有很多优秀的元素,比如“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孝道、诚信、爱民,这些都是很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没能成为腐败官员学习的良好元素?反而腐败却成了传统文化所导致的?国际反腐倡廉的实践也给我们以思考和启发:例如韩国、日本、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都属儒家文化圈,照理说也都有所谓关系文化、圈子文化,都受“不良历史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已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甚至是非常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廉洁程度比中国大陆要高得多,这是为什么?所以说,跟环境决定论一样,历史文化传统也只是一些人为自己腐败找的借口而已。

马:重构政治生态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旧的做法、行为习惯要改变,要迈入新的常态,这也就是现在很多人所说的“政治新常态”。

杜:我觉得政治新常态至少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就是良币驱逐劣币。这是政治新常态的基本规律。要在官场上树立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廉者上、贪者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第二,廉洁战胜腐败。这是政治新常态的前提条件。腐败是政治新常态的天敌,是政治新常态的最大威胁,我们必须而且只能通过高压惩腐和全面防腐,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良性的政治生态。

第三,勤政代替懒政。这是政治新常态的民意基础。新的政治生态能否变成常态,离不开民意支持。而民意支持主要取决于民生福祉,取决于政府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取决于老百姓获得了多少实惠。当前在严峻的反腐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开始采取“求稳”策略:“不收钱,也不办事”,“不花钱,也不调研”,以“不做事”保“不出事”。这是典型的以反腐为借口的懒政,是需要坚决反对的。

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收集老百姓对于“反腐败获得感”的建议意见。什么是“获得感”?就是反腐败,让老百姓得到了多少实惠。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因为中央的治腐策略是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之前主要是“打虎”。但其实普通老百姓对“老虎”所造成的危害体验并不那么深刻。老百姓觉得,好像反腐败如火如荼,但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多大的改变。小孩上学,没有关系还是很难；去医院看病做手术,还得托人找大夫(当然这些状况并非完全由腐败所致,但腐败是重要原因)。这就会影响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感知,觉得腐败还是很严重,因为自己办事还是需要到处求人,不公正、不透明、不作为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接下来“拍蝇”、治理懒政等会成为比较重要的工作,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政治生态是否变好,老百姓先知,就是这个意思。

第四,法治代替人治。这是政治新常态的重要保障。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依然突出,“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严重透支了政府声誉和国家信用。要使新常态真正“常”在,就必须摒弃人治,依法治吏,依法治国。只有真正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生态,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