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三亚学院 亓元

【核心提示】“统合儒释”对于柳宗元的美学思想有深刻影响。长期的贬逐遭遇，一方面给柳宗元的人生带来不可磨灭的阴影，另一方面也使其思想特别是美学思想向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呈现物我一体、宁静淡泊和因人而彰的特点。

“统合儒释”的主张出于柳宗元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一文，后也频繁出现在其《送僧浩初序》、《送元暠师序》、《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等文中。柳宗元站在儒家立场对佛教思想进行选择、吸收和统合，力图调合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将佛教引向“佐教化”、“佐世”的功用。

在柳宗元看来，儒释都重视人生的道德价值。儒家虽有性善与性恶论的分歧，但都强调可以依靠个人修养的力量使人性同归于善。佛教讲慈悲，是劝人向善；宣扬因果，也是劝善惩恶，故佛性也归于性善。柳宗元在《历代法宝记》中肯定了慧能等大德高僧始终以性善教人，并称其可以“丰佐吾道”，以“性善”观念通同儒佛两家。佛教传入中原后直至中唐时期，因其“灭其天常，子焉不父其父，臣焉不君其君，民焉不事其事”而受到儒家的抨击，故佛教开始吸收儒家思想，以适应士人的伦理意识，遂有了佛经中《大报恩》、《父母恩重经》等宣扬孝道的本土化内容。柳宗元便在《送僧濬归淮南觐省序》中将孝道与佛家的“性空”观统合，提出“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重德，归于空无”。

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理想，虽然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受到严酷迫害，但他几度周折依然有“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的抱负。儒家思想也包含安抚失意者，平衡其心态的观念，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与佛家出世观念相契合。柳宗元失去政治前途和人身自由后，南方的自然山水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其生命寄托。他的《永州八记》等著名游记，寄情山水，描绘自然之美好，体现出世的态度，表明儒释在出世问题上的通同。

孔子欣赏“暮春时节，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理想。这种精神愉悦合乎自然的人性，诚如柳宗元所言，“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佛教所谓“奭然”，就是“吾与点也”的悦乐境界，而这也恰是柳宗元审美思想的根基所在。正如吴经熊在《中国哲学之悦乐精神》中所言，“儒家的悦乐导源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

“统合儒释”对于柳宗元的美学思想有深刻影响。长期的贬逐遭遇，一方面给柳宗元的人生带来不可磨灭的阴影，另一方面也使其思想特别是美学思想向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呈现物我一体、宁静淡泊和因人而彰的特点。

柳宗元笃信佛教天台宗，该派别在“众生有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的观念，对柳宗元影响较大。他笔下的山石溪流、花草树木，钴鉧潭西的小丘等都是有灵有性而又无人赏识，柳宗元借山水景物，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而面对自然时的这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物我融而为一的审美移情，体现了他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理解。

柳宗元与高僧频繁交往，参禅说佛，这使他得到了暂时的愉悦和满足，其美学思想更多地表现出“乐山水而嗜闲安”的宁静淡泊的意境。如《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境幽静、沉寂，诗人借描绘山水，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怀，向往遗世独立、回归自然、无拘无束、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境界；同时也不难感受到诗人那种清高孤傲、怨愤孤寂的炽热情怀。可以说，这首诗称得上是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的典型诗作。

柳宗元在《邕中柳中函作马退山兰亭记》中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其中提出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想：只有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审美主体的意识去发现“景”，并“唤醒”它，“照亮”它，使这种自然之“景”由实在物变成完整的、有意蕴的、抽象的感性世界中的“意象”时，自然之“景”才能够成为主体的审美对象，才称得上是美的。“清湍修竹”的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无论儒释，表述类似观点的说法都有很多，如孔子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佛教所言“凡物有相，尽皆虚妄”等。在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意”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某个具体的个体只能选择能够使自己产生美感的、符合自己审美经验的“象”来作为情感的寄托，从而达到寄情于景的审美境界。

在“统合儒释”的思想影响下，柳宗元的游记、散文、诗词不但以其“文有诗情”的鲜明特点和“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精细描写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技巧，而且其中所蕴含的审美思想，也足资后代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