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步入吉林大学考古系学习算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严志斌已经和考古打交道二十余载了。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他用“有苦有乐”四字概括。无论是古代史、古文字还是考古研究，对于从事与“古”相关的研究工作，想获得新成果必须付出大量心血。所以，学术界有古文字研究属于“头上长草比较苦”的说法。严志斌的研究方向是商周考古和古文字学，于他而言却是“苦”中亦有“乐”，考证出一个字或是解决了研究中的某个问题，都是“最大的犒赏”。

投身古文字学纯属偶然

报考大学时，严志斌抱着学考古可以“到处走走”的想法来到与家乡浙江金华气候、人文差别较大的东北求学。当时的严志斌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学领域。

严志斌投身古文字研究纯属偶然。对商周考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原想报考当时吉林大学唯一招收商周考古方向研究生的林沄教授。林教授可以带东北考古、古文字学、商周考古三个方向的研究生，但那年他只招收古文字方向的学生。严志斌因此转而投身古文字学领域。

开展古文字研究并没有脱离严志斌喜欢的考古领域。在他看来，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和考古学有着相当的共性，都属于泛考古学范畴。“那时有些学校的古文字学也归类在考古学下，注明古文字方向。后来教育部做了调整，我硕士毕业时拿到的就是历史文献学的学位”。

在大背景中进行古文字学研究

严志斌说，从本科到博士，三篇学位论文分别代表着他的三个研究阶段。在不断的探索中，严志斌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2001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四版〈金文编〉校补》出版，林教授亲自作序，这增强了他继续研究古文字的信心。2009年，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入选全国“百优”。“名义上，这是一篇古文字学论文，但运用了考古学的方法。”正是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严志斌逐渐探索出了将古文字研究同考古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这也是继承了硕士导师林沄先生和博士导师刘一曼先生的研究特点。”严志斌表示。

如何将古文字材料放到考古背景中进行研究呢？严志斌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出土铜器上的铭文，从文字角度看，可能会关注铭文本身的辨识、通读。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则会将铜器置于整个墓穴、墓地、遗址群或者聚落群中来理解，也就是置于整个归属文化的范围内来理解。严志斌认为，把研究视野的长短拉长、左右拉宽，对内容的理解才能够比较充分。

古文字研究者一般有考古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三种学科背景，相应的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做字的研究，有的做文化的研究，严志斌认为这些并不冲突。“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很多问题都非常细碎，但研究者心里要有一个谱，要把研究对象放到大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能看到树叶也能看到树林，这样才是好的研究”。

学术研究要沉下心、熬得住

“有时候研究就像慢火炖茶一样。”严志斌认为，科研工作没有八小时内外之分，有时候睡梦中都会想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会有心力交瘁之感。

研究之路总是充满艰辛。严志斌作的博士论文需要先建数据库，对古文字字形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成为电脑能够识别的字符，这项工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其间，因为技术问题，严志斌所造的字符全部丢失，只好一个个重新做。从每天起床到午夜休息，除了三餐，其余时间都在电脑前紧张地工作，这样的日子曾持续了整整一年。

没有哪个研究成果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哪种研究方法能够一次成功。严志斌认为，虽然有些研究最后并未达到预期，但失败的方法和成功的方法一样具有参考价值。“一方面，科研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着急出成果的浮躁之风盛行”，严志斌认为，在这双面夹击中，学者更要沉下心来，“要熬得住”。

近来，严志斌将目光转向了更为神秘的巴蜀符号的研究。同时，他依然关注着研究中曾经有所涉及的族徽、日名等问题的研究动态。“新材料、新论著我还是在不断关注的，也许哪天灵光一现，某个问题就想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