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虽已年逾古稀，仍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笔耕不辍。从1964年读研究生时算起，瞿林东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已经整整50年。

继承发扬师门优良传统

1937年12月，瞿林东出生于安徽肥东县一个乡村。1959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4年考取了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1967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执教13年，1981年重返北京师范大学在史学研究所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1978年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史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

在大学执教的40多年里，瞿林东给许多届本科生讲过课，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有几十人。这些学生大都知道瞿林东有个特点是：言必称“白先生”。瞿林东说：“我始终牢记白先生对我在治学方向、学术旨趣、治学方法等方面的谆谆教诲。”“赵光贤先生的严谨，何兹全先生的才气，河北大学漆侠教授、河北师范大学胡如雷教授等在学术上亦师亦友的关系……”对那些在学术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人，瞿林东念兹在兹。

白寿彝在20世纪60年代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下限写至唐初，瞿林东决心接着往下写，他的第一本学术论集《唐代史学论稿》（1989年出版）就是这一立意的初步成果。1999年，他出版了60多万字的《中国史学史纲》，其内容上起先秦，下至近现代，了却了他关于“专史当贯通”的心愿。瞿林东还以中国古代志书的体例，撰写了《中华文化通志》大型丛书中的《史学志》，发表了一批有学术影响的史学史研究论文。此外，他还参加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承担了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中的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的撰写。

推动建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认为中国史学只有叙事，没有理论，或是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为标尺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是否有理论的存在。这种看法给了瞿林东“很大刺激”，“我们有如此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怎么会‘没有理论’”？为了对此作出回应，瞿林东决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他较早提出把历史学的理论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20多年来，瞿林东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遗产与历史理论遗产研究领域，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4年）、《史学与史学评论》（1998年）、《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2005年）、《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主编，上中下三卷，2011年）。同时，他和龚书铎教授主编了《中华大典》中的《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瞿林东说：“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里面还有许多宝藏需要发掘，我真诚地期待有更多年轻学者在这方面有新开拓、新创获。”

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这一学科如何构建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呢？瞿林东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二是对中国近代史学（主要是“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三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并使这三个方面的理论遗产融会贯通，结合当代史学提出的问题，逐步形成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而推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造就一批新型史学家

谈到治学经验，瞿林东说，治学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先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在取得一些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瞿林东认为对于专史的研究来说，要会作“编年”和讲究“类例”。编年是纵向把握专史发展的脉络，类例是从横向上概括问题进行分析。纵横交叉，就能提出学术问题。瞿林东说，做学术研究“不能埋在故纸堆里”，要关注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诗人尚且有‘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情怀，何况史学家呢！”

说到对年轻人的期望，瞿林东特意提到，“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史学家。这些新型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根底，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具有较高古代汉语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语水平，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已涌现出这样的新型人才。”

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尽自己的一份力，瞿林东目前还指导着四名博士生和一名硕士生。他说：“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但生活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