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至神龟元年(518)间高昌王国的内徙活动，认为在柔然、高车与北魏三方角逐西域的政治格局下，处于柔然和高车争夺焦点上的高昌为求自保而以内徙的形式谋求北魏的保护。北魏出于经营西域的战略考量却只同意将要求内徙的高昌东迁于伊吾一带，借以控制丝路交通、牵制柔然和高车。这不仅导致高昌内部政局发生动荡，而且也使得两次内徙活动未果而终。

【关 键 词】高昌内徙/北魏/柔然/高车/西域政局

【作者简介】王欣，1966年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昌王国(460-640)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麹氏等四个王朝的统治，跨越南北朝和隋唐等历史时期，前后延续达180年之久。作为一个以内地汉人移民为主的地方割据政权，高昌王国在马氏和麹氏王朝时期曾有多次要求内徙的举措和活动。这些内徙活动虽然均无果而终，但却对高昌王国的政权更替和内部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与当时西域复杂的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对高昌内徙活动进行分析是我们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高昌乃至整个西域地区政局演进的钥匙。

一

高昌首次内徙始于马(儒)氏王朝统治时期，《魏书·高昌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北魏太和——引者，下同。)二十一年(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奉表朝贡，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高祖纳之，遣明威将军韩安宝率骑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巩顾)礼、(麹)嘉率步骑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礼等还高昌，安保亦还伊吾。安保遣使韩兴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复遣顾礼将其世子义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相与杀儒而立麹嘉为王。①

据此可知，马氏高昌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内徙”，而北魏亦遣师相迎，但结果却因为“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不仅内徙未果，马儒反而因此为国人所杀，直接导致马氏王朝与麹氏王朝的更替，从而对高昌政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至于马氏高昌要求内徙的原因，因史书记载大多语焉不详，故后人对此多有推论。如冯承钧认为，“当时王高昌者逼于北方强邻，多不自安，故请内徙”。②余太山推测其与高昌内部上层集团的斗争有关。③王素指出“马儒谋求举国内徙，应与害怕高车报复有关”，而日人大谷胜真则认为与柔然(蠕蠕)势力的消长有很深的关系。④宋晓梅推测高昌内徙是为了“寻求更安全的保护伞和更靠得住的靠山”。⑤薛宗正则认为高昌可能受到了来自哒的压力。⑥上述诸种推论虽各有一定道理，但均有失之片面之嫌，而对始于马氏政权的内徙原因则需要结合当时高昌内部的政局以及周边的政治形势综合加以分析和认识。

高昌王国先后被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势力所控制、威胁和压迫，来自北方的威胁从未停止过，但在阚氏和张氏王朝时期却并未出现要求内徙的现象，这似乎表明北方强邻的压迫并非高昌内徙的唯一原因。从逻辑上来讲，高昌内徙至少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该王朝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当某种外部势力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去留；其二，内地有一个强大的、可供其依托的政权，而且该政权的势力范围至少已经扩展到了西域或高昌周围，从而保证能够高昌内徙的安全。

阚氏和张氏王朝分别是柔然和高车扶植的傀儡政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北魏和平元年(460)，柔然攻高昌，杀沮渠安周，消灭了盘踞高昌的北凉沮渠氏流亡政权，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史称“其(高昌)称王自此始也”。⑦出土文书表明阚氏王朝奉柔然的年号“永康”，柔然曾派遣提懃、鍮头(发)等官员前往高昌进行严密的监管，⑧并通过高昌控制丝路交通、统治西域诸国。在柔然势力强盛的形势下，作为其附庸的阚氏王朝自然无法也无意内徙。

太和九年(485)豆崘继立柔然可汗后，因其残暴好杀，导致“蠕蠕乱离，国部分散”；太和十一年(487)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和穷奇兄弟率众脱离柔然西迁，“至(车师)前部西北，自立为王”。⑨阿伏至罗称王后，高车暂时取代柔然成为控制西域诸国的北方游牧势力。太和十二年(488)十二月，柔然伊吾城戍主高羔子迫于压力而率众内附，⑩首开内徙的先例。而高车阿伏至罗则于是年消灭了柔然扶持的阚氏王朝，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大约在同时或此后不久，高车还将当地的车师余众悉数迁往焉耆。(11)但是高车随后遭到了来自中亚的哒的攻击，“穷奇后为哒所杀，虏其子弥俄突等，其众分散，或来奔附(北魏)，或投蠕蠕”，而阿伏至罗则因统治残暴“大失众心”，(12)不久便为部众所杀。高车内乱、外患不断，无暇顾及高昌，所以张孟明上台后的次年(489)便趁机自建年号“建初”。(13)这可能是高昌国时期第一个自建的年号，表明张氏政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即使这样，张氏高昌王朝由于在名义上仍然是高车扶植的傀儡政权，在暂时脱离高车控制的同时自然也就失去了高车的庇护。在此背景下，高昌于太和二十年(496)发生内乱，高车扶植的张孟明为国人所杀。(14)有研究者将之归因于高昌内部“主张内徙派及其反对派斗争的结果”，(15)但没有材料表明张孟明有任何内徙的举措，故张氏被杀只能视为高昌国人推翻高车傀儡政权，进而为摆脱北方游牧势力控制所做出的自主行为。

史称张孟明“后为国人所杀，立马儒为王，以巩顾礼、麹嘉为左右长史”。(16)这一事件在高昌王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表明高昌王国第一次在摆脱北方游牧政权的控制下独立建政。如果考虑到高昌门阀政治的特点，那么张孟明被杀和马儒被国人拥立，实际上亦可视为高昌国内各世家大族势力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条件下相互博弈的结果。易言之，只是从马氏政权开始，高昌才暂时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自主地决定自身的命运，也才具有内徙的可能性。

马氏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高昌王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多少变化或改善。相反，对于高昌统治者而言，其处境却变得更为凶险。一方面，无论是柔然扶植的阚氏王朝还是高车拥立的张氏王朝，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摆脱覆亡的命运，表明对于高昌来讲任何北方游牧势力都是难以依托的；而北方诸游牧势力的交互更替，更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高昌在丝绸之路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又使之无法摆脱北方游牧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从而使得高昌王国从一开始便处于这种两难的困境之中。此外，高昌国人杀高车扶植的张孟明，难免会遭致高车的报复；(17)而按照北方游牧政权的统治方式，一般势必会杀旧王，扶植新王为自己的傀儡或代理人。作为国人拥立为王的马儒自然首当其冲，处境凶险甚至性命堪忧，为自保选择举国内徙虽是无奈之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别无他途。这也是马儒在上台后的第二年(497)即遣使北魏，请求举国内徙的直接动因。

太延五年(439)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结束了西晋末年以后长达135年的分裂局面；与此同时，北魏的势力范围也开始深入西域，从而为高昌内徙创造了条件。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遣成周公万度归征伐鄯善，打开了经营西域的门户。太平真君九年(448)夏五月甲戌，太武帝“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同年九月和十二月，又诏万度归先后征伐焉耆、龟兹。(18)至于北魏何以没有征讨高昌，有学者认为是因为高昌地近柔然，而当时盘踞高昌的沮渠氏本身也拥有相当强的实力，故有所顾忌；此后由于北魏不断南征北战，国力虚耗，无力经营西域。(19)太和二十一年(497)马儒遣使请求内徙，则重新激活了北魏与北方游牧势力争夺西域的欲望和诉求。

二

《魏书?高祖纪》记，太和二十一年(497)十二月己卯“高昌国遣使朝贡”，(20)是为高昌王国与内地政权交往之始。联系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此次出使的高昌使臣为司马王体玄，目的便是“请师迎接，求举国内徙”，是年十二月应是王体玄抵达魏都洛阳的时间。

从前引《魏书?高昌传》的记载可知，对于高昌内徙的请求，北魏马上便做出了积极响应。高祖元宏接受了马儒的请求，可能按照与王体玄的约定，派遣明威将军韩安宝率千余骑前往迎接。不过从王体玄由洛阳返回高昌向马儒报告出使结果、双方商议内徙具体细节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上来判断，韩安宝率军相迎的行动最早也在太和二十二年(498)末至二十三年(499)初。韩安宝率领的北魏军队可能是从伊吾出发的，当他们抵达羊榛水(应当在伊吾与高昌之间)时，马儒也派出了以左、右长史巩顾礼、麹嘉为首的1500名步骑隆重出迎。但不知何故，高昌军在东去高昌400里之后并未遇到北魏军，只好返回高昌，而韩安宝也返回伊吾。伊吾至高昌的距离为800多里，高昌军和北魏军约定相会的地点显然就在两地中间，而羊榛水应该就处在两地中间地带的某处地方。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羊榛水可能在今七角井附近。(21)

在首次相迎未果而原因不明的情况下，韩安宝对高昌的态度明显变得审慎起来。他从伊吾派遣了一支以韩兴安为首的12人使团出使高昌，目的可能是为了摸清高昌的局势，进而商议高昌内徙的具体事宜。马儒对此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他此次派遣巩顾礼出迎魏使，为表诚意还遣其世子马义舒随行。但是巩顾礼等在行至距高昌160里出的白棘城(今鄯善鲁克沁)的时候，高昌内部却发生了变乱。501年马儒为国内“旧人”所杀，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随即向柔然称臣。(22)在此情况下，巩顾礼和马义舒等只好与韩安宝一起前往洛阳投奔北魏，(23)而马氏高昌的内徙活动最终以改朝换代的形式无果而终。

关于马儒被杀的直接原因，学术界一般都依照史书的记载，将之归因于“高昌旧人情恋本土，不愿东迁”，甚至进而衍生出这是高昌内部“内徙”派和反对派或亲魏派和亲柔然派相互斗争的结果。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高昌实行与内地相同的门阀制度，也是王室与高门大族‘共天下’”。(24)马儒上台原本就是被高昌“国人”拥立的，故其做出的内徙决定无疑也是高昌世家大族共同商议的结果。马儒被杀固然与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从当时高昌面临的内外形势来看，其矛盾焦点显然并不是内徙。

细审史书记载可以发现，马儒遣使北魏所提出的要求是“举国内徙”，其目的是为了脱离当时高昌乃至西域险恶的环境，在内地求得一方安宁的生息之所；“高昌旧人”所反对的显然并不是“内徙”而是“不愿东迁”，因东迁之地乃北魏提出的“割伊吾五百里”。故“内徙”与“东迁”之间的细微差异实际上是解读高昌国人前后态度变化、政局动荡的关键所在。

那么高昌旧人为什么反对“东迁”伊吾呢？这仍然要从伊吾的地位和当时西域的政治形势中寻求答案。伊吾(今哈密)在汉唐时期为西域之门户，也是北方游牧势力和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中原王朝多在此屯田戍守并以此为基地经营西域。公元422年北凉攻灭西凉，唐契、唐和拥西凉王后裔李宝奔伊吾，西凉余众随行者2000余家，依附于柔然。柔然命唐契为伊吾王。如前所述，太和十一年(487)柔然属部高车副伏罗部首领阿伏至罗率众脱离西迁，并暂时取代柔然成为控制西域诸国的北方游牧势力，太和十二年(488)十二月柔然伊吾城戍主高羔子迫于高车的压力率众内附，而高昌王阚首归则在这一背景下于是年被高车被杀。由此可见，对于高昌而言，伊吾更加靠近柔然和高车活动的北方草原地带，危险性也更大；而东迁伊吾不仅无法求得安宁，反而比留在高昌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高昌国人自然“情恋本土，不愿东迁”。对于北魏而言，将要求内徙的高昌国人安置在伊吾，显然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北制柔然的战略格局考虑，并未充分顾及他们的安全。高昌国人不愿充当牺牲品，反对东迁也就是必然的了。北魏虽然与高车结盟对抗柔然，但马儒是在国人杀了高车扶植的高昌王张孟明后被拥立上台的，因此随时面临着高车的报复，自身性命堪忧，故而才不顾国人反对一意孤行，坚持东迁，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高昌王国首次内徙活动的失败表面上与柔然和高车势力的相互消长甚至高昌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有关，但实际上则是北魏在整个西域地区战略考量以及对高昌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在此后的高昌内徙活动中充分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