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代翻译小说之“讹”，已成为一种定论，但这种“讹”对中国小说修辞现代之“化”的作用与机制，还没有获得充分研究。近代翻译小说对文类价值的“误读”，张扬了小说的社会作用，推进了中国小说修辞目的的现代转换；近代翻译小说对文本的改写，肯定了读者的主体地位，催化了中国小说修辞契约的现代重构；近代翻译小说的接受错位，凸显了小说的异质性与复调性，孕育了中国小说修辞认同的现代生成。近代翻译小说的“中国化”之“讹”，在特定历史时期带来了“化中国”之“化”，从根本上推进了中国小说修辞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近代翻译小说 中国小说修辞 现代转型
作者简介：黄晓华，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叙事理论研究。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认同模式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批号：13BZW140）阶段性成果。
近代翻译小说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它的诞生基本与近代报刊发行同步。1872年5月，上海《申报》创刊一个月后，就刊登了由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翻译的《谈瀛小录》；1873年，署名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在申报馆刊行的《瀛寰琐记》上开始连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翻译小说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创作。据樽本照雄的《晚清民初小说年表》统计，1902至1908年间，创作约有674种，翻译则有780种。 与此同时，大多数近代重要小说家，如梁启超、徐念慈、包天笑、吴趼人、李宝嘉、曾朴等，不是小说翻译家就是翻译小说的编辑，都能在第一时间接触翻译小说，他们的创作与翻译小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尽管大家都承认近代翻译小说的重要性，但对近代翻译小说的评价却众口一词，难逃“粗糙荒谬”四字。连燕堂对近代翻译小说的“技术”特征进行了更系统的归纳：“一是许多作品都采用节译或意译，任意增删，甚至改写，加进一些原作中没有的内容。……二是体例不规范，……三是改换包装，译的是外国小说，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说部体段’”。在这些研究者眼中，近代翻译小说开拓了“世纪初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德威从宏观上指出“晚清作家之‘误读’外来作品，虽然粗糙荒谬，却导致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创造发明”；陈平原则具体深入剖析了近代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深远影响。这些研究对于人们重新评估近代翻译小说提供了一些新思路，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近代翻译小说与近代创作小说之间的关系，对于近代翻译小说在改造中国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修辞关系的作用，则关注不够。
小说作为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修辞艺术，意味着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且也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同样“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修辞语境，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小说修辞的发展方向，传统小说那种作者与读者高度协调共振的修辞关系难以为继，近代小说作者与读者必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修辞机制，才可能实现小说的修辞目的。将近代翻译小说置于这一修辞语境中考察，可以发现近代翻译小说之“讹”的深层根源，以及其对于推进了中国小说修辞现代之“化”的内在机制。
一、文类误读与中国小说修辞目的的改造
在中国传统文学版图中，诗之“言志”与文之“载道”一直双峰并峙，小说难以进入大雅之堂。与此同时，统治者却由于小说对普通大众的深远影响而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晚清时期，政府多次大规模查禁小说。1844年，浙江查禁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小说一百多种，1868年与1871年，清廷两次发布禁毁小说通谕，仅江苏在巡抚丁日昌的主导下就查禁小说、戏曲269种。 文人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合谋，极大地压缩了小说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翻译小说的引入被寄予厚望。1873年1月8日《申报》刊出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广告——《新译英国小说》，向读者推介《昕夕闲谈》，正面肯定了该翻译小说“命意运笔，各有深心”，“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而译者蠡勺居士更是将翻译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对照，直指传统小说存在“导淫”、“诲盗”、“纵奸”、“好乱”四弊，西国名士这部作品则能“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借翻译小说的合法性，译者为小说正名，“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蠡勺居士对传统小说之“弊”的分析，实际上还不脱传统价值规范，对小说“非小道”的判断，也不过试图将小说拉入“载道”之“文”的范畴，至于小说所载之“道”，依旧是传统的天道伦常。而晚清的大变局，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天道”的社会根基，传统思想文化已经难以解释更谈不上解决当时的各种现象与问题，在部分先觉者看来，外来思想此时成为灵丹妙药。这一社会现实对小说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小说不仅要成为“载道”之“文”，更重要的是要成为“载新道”之“文”。因此，尽管梁启超肯定小说尤其是传统小说（其所举例证都是传统小说——笔者注）“熏浸刺提”的艺术感染力，但因为传统小说所包含的“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户盗贼”、“妖巫狐鬼”思想，而被他视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全部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域外小说作为域外“新道”的重要载体，被先觉者寄以厚望，翻译小说由此被视为重要的“载新道”之“文”。在这种情形下，外国小说的现代修辞目的得到了译者的特别强调与关注，对译者而言，重要的是翻译小说对于时人有效的思想价值，而不是其艺术价值，由此必然出现文类误读。这种价值误读与文类误读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小说的修辞目的，使中国近现代小说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对外国小说的接受，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晰的历史顺序。政治小说因其与“群治”关系最近而最早受到推崇。1897年，严复等人就注意到政治小说的意义；1898年，梁启超更明确地主张翻译他认为对西方国家政界日进为功最高的政治小说。随后，其他类型小说被各种强调小说实用修辞目的的译者引入国人视野。科学小说可以起“破遗传之迷信”的社会作用，侦探小说可以见“泰西各国，最尊人权”的时代风尚；社会小说可“引为殷鉴”，军事小说则可以“代兵书”；历史小说可“以为教科之助”，写情小说能“敦风俗，正人心”。在这种时代风尚中，近代小说翻译家“对不同类型之价值高低的误解”成为一种必然，不少通俗小说被视为经典。
这种文类“误读”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小说翻译家对于翻译小说实用修辞目的的强调。他们关注域外小说改良群治的社会意义而不是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关注其社会目的而不是艺术目的。他们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表现出他们通过小说推进社会发展的强烈意愿；同时，他们从不同角度凸显不同类型小说的修辞目的，折射出他们改造传统社会文化的“药方”。
总而言之，在近代翻译小说家眼中，翻译小说与开启民智改良群治存在着直接联系。1907年，身在日本的鲁迅明确指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由此发出“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呼吁。这种“异邦新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小说修辞目的的现代转变。近代翻译小说不仅使小说地位获得提升，使其成为“载道”之“文”；而且置换了传统小说所载之“道”的内涵，使小说成为“载新道”之“文”。由于近代小说翻译家对小说社会作用的特别强调，小说的地位获得很大提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之类的观点逐渐为人接受，小说逐渐被视为“载道”的最佳文体。与此同时，近代翻译小说虽然沿袭“文以载道”的传统思路，但其所载之“道”与传统小说已完全不同。传统小说所载之道，不脱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道互补体系，而翻译小说宣扬的则是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众多近代小说翻译家对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的关注，隐含着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向往与对专制制度的否定，而对科幻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的提倡，则隐含着对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肯定与对传统蒙昧意识的批评。虽然不同类型翻译小说的“启蒙”目标各不相同，如政治小说的开民主之风、科幻小说的新科学之智、侦探小说的肇法治之始、写情小说启自由之思，但翻译者试图通过小说翻译来开启民智改良群治的修辞目的则始终一致。这种修辞目的自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如重“新民”轻“立人”，重群治改良轻个性发展，但其中包含的对现代民主与科学观念的肯定与张扬，对后来的小说修辞目的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以小说的社会功能衡量小说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小说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隐含着后来影响深远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评价标准的胚芽；但翻译小说对现代修辞目的的强调，使中国小说所传之“道”逐步偏离传统的专制与蒙昧，推动了小说修辞目的的现代转型，中国小说由此与社会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二、文本改写与中国小说修辞契约的重构
强调修辞目的现代化的合理性，并不能够保证小说被读者接受。就修辞目的革新而言，傅兰雅的新小说竞赛是一次重要实践。1895年五月初二，傅兰雅于《申报》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征求除三弊的时新小说。这次征文虽然收到了162部作品，但并没有获得理想结果。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后，新小说的艺术成就也没有获得大的改观。相对而言，翻译小说对如何建构作者与读者之间良好的修辞契约关系，提供了更多借鉴。
对原著的改写与意译，是近代翻译小说最明显之“讹”。这种“讹”自然有其历史缘由。陈平原认为，近代翻译小说“意译”之“讹”，“主要可以从当年整个的文化氛围和作家-读者关系的文学理想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使翻译家‘不能非不为也’，后者则使其‘不为非不能也’”。这一论述虽然精辟，却也嫌简略。“‘翻译’作为文化交流与文化协商”，始终处于一种权力关系之中，涉及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协商互动。通过对文本的多重改写，近代小说翻译者拉近了小说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凸显出对读者主体地位的认同与尊重，建立了一种以读者为中心（译者首先也是读者）的修辞契约。
首先，通过在翻译小说中使用夹注，为读者理解故事提供知识背景，从而拉近与读者的理性认知距离。使用夹注是近代小说翻译家的常用伎俩。梁启超在《佳人奇遇》中用大段夹注介绍“自由之破钟”、“晚霞邱”等外国风物以及“独立战争”等外国历史事件；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用夹注解释法国当时的吻手、操琴等社交礼仪；徐念慈则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小说林》专任译著编辑的便利与特权，用“觉我校”、“觉我润辞”、“觉我赘语”等方式，对《小说林》的译稿进行校改、润辞、批注，从而提升译文的艺术水平及影响力。鲁迅译的《月界旅行》竟然引用晋人陶渊明的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来解释枪炮社社员的精神。对于对外国风物所知无多的时人而言，这种注解对于理解翻译小说显然必不可少。
其次，通过改造原作的叙述方式，使其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从而拉近与读者的审美距离。林纾时时惊叹外国小说的种种创新，“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同时念念不忘古文笔法，“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其桐城笔法为翻译小说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立下了汗马功劳。苏曼殊等人以白话译书，则明显迁就了“下层”普通读者的审美习惯。至于章回体与传奇模式，更是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的主导叙事方式。鲁迅早期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都采用章回体，戢翼翚1903年从日文转译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为《俄国情史》时，不仅大量增删细节，同时将原文的第一人称被改为当时国人更易接受的第三人称，而且将原文打乱揉碎，按照中国传奇小说的模式重新组合，以适应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
第三，通过以中国观念阐释外国人事，使读者能够理解域外人情物理，从而拉近与读者的伦理道德距离。“小说之妙，在取寻常社会上习闻习见、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写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读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后其受感刺也愈剧”。翻译小说讲述的都是异国故事，有时难免让人觉得如隔靴搔痒。因此，以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家，时时强调东西之间伦理的同构性，“人伦之至归圣人，安得言一圣人外无人伦？” “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异”，以中国人熟知的伦理关系阐释西方人事，由此拉近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削弱读者对西方小说的排斥感与异己感。“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而走，昭示了这种改造的历史必然性。
第四，对原作内容进行增删，是近代翻译小说最受人诟病之处，其中隐含的目的也更为复杂，但大体依旧是为了使读者易于从审美或伦理上接受。林纾将《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头部分叙述者大量交代写作缘由的论述全部删除，一方面可以使读者更快更直接地进入故事，满足读者对情节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当时“支那荡子” 的狎邪心态。包天笑与杨紫鳞在最初翻译《迦因小传》时，为了“保护”迦茵的道德形象，隐讳了迦茵与亨利未婚先孕的细节，只译了下半部，并在序言中谎称原著的前半部丢失了，通过对原著进行删节处理，包天笑强化了自己的道德定位。
这种对原著的“意译”之“讹”，显示出近代小说翻译家对读者主体地位的认同与尊重，由此也获得了众多读者对翻译小说的认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直译”在时代中受到冷落的境遇。1909年，鲁迅由崇尚意译转为推崇直译，由注重翻译小说的思想内容到注重“文情”、“文术”与“心声”等艺术价值，编译《域外小说集》。然而，他们这种翻译方式并没有获得当时读者的认同。《域外小说集》的境遇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近代翻译小说的文本改写在修辞契约现代重构方面的重要意义。尽管当时的小说翻译者还没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但他们的翻译实践表现出尊重读者主体地位的现代趋势。传统小说作者在认知、伦理与审美等多个维度都具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读者通常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对于近代翻译小说而言，由于域外小说的异质性，小说作者与译者都不再具有这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性，要让域外小说被中国读者接受，就必须尊重中国读者的认知方式、审美趣味与道德情感，由此表现出一定的“读者中心”倾向。近代翻译小说的这种“读者中心”倾向，自然存在诸多局限，如重视小说的修辞目的，轻视小说的修辞技巧；强调对读者的迁就，而不是关注对读者的改造；忽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多个认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但其表现出来的对读者的尊重，为中国小说修辞契约的现代重构指出了发展方向。
三、接受错位与中国小说修辞认同的嬗变
近代小说翻译家对文本的改写凸显了外国小说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是译者翻译小说的目的，也是译者不得不进行改写的原因。译者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造这种异质性来让中国读者接受这种异质性。因此，翻译小说自然会出现作者与译者多个声音之间的对话。近代翻译小说的文化语境及其现实目的，使得翻译小说的这种复调性更为明显，由此也使得近代翻译小说与读者之间的修辞认同关系更为复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多重错位。这些多重之“讹”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现代协商修辞认同模式，开启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多重对话之门。
毫无疑问，小说的解读与接受始终存在多重视界，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因此，所有解读都可以说是“误读”。然而，对传统小说的多重“误读”，由于作者的统一性，使得接受者不论从什么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都会承认作品意义的统一性与同质性。而近代翻译小说的作者统一性与作品同质性都已被译者解构，其间不仅有作者的声音，而且有译者的声音，不仅有原作的统一性，而且改写的异质性。近代翻译小说对原作书名与作者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正折射出改写与译者的重要性。“几乎全部翻译小说都不交代原本的书名。译本的书名又不是原本书名的译语”。作者同样不受重视，译者有时根本不署作者名字，如署名自树（鲁迅）的《斯巴达之魂》，署“玉瑟斋主人著”的《回天绮谈》等；有时则张冠李戴，如鲁迅将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与《地底旅行》，误认为是美国的培伦与英国的威男的作品。由于译者地位的凸显，使得批评家对翻译小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译者与译本而不是在作者与原作身上。1905年，林纾翻译的《迦因小传》因全译被杨紫鳞与包天笑删除的迦茵与亨利未婚先孕等情节而招来批判，至于原作的原意及其完整性，显然不是批评者考虑的重点。译者声音的凸显，使翻译小说成为一种多声合奏，表现出较鲜明的“复调”色彩，从而使翻译小说的接受与认同出现更为复杂的“错位”。
近代翻译小说“复调性”带来的认同分化，首先表现在道德维度，不同读者对近代翻译小说的伦理认同表现出多个向度。几乎所有近代小说翻译者都强调翻译小说改良社会、激劝人心、开通风气、诱智革俗的重要作用，然而，其效果却未必能受译者控制。陈熙绩对林纾进行了全面肯定，寅半生对林纾进行了部分否定，金松岑则对林纾进行了全盘否定，认为他是在“诲淫诲盗”：“使男子而狎妓，则曰我亚猛着彭也，而父命可以或梗矣（《茶花女遗事》，今人谓之外国《红楼梦》）；女子而怀春，则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贞操可以力破矣（《迦因》）”。不同读者从译作中读出的伦理意味可能不同，甚至全然对立。
这种“复调性”带来的认同分化，不仅表现在小说的道德维度，而且表现在小说的审美维度：一方面是传统审美趣味对翻译小说的同化，另一方面则是翻译小说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后来成为作者的读者）的审美改造。
与小说翻译家对外国小说价值排序的“误读”类似，翻译小说读者对翻译小说的排序也出现一种“误读”与“错位”。在梁启超等人看来，政治小说对改良群治的作用最大，因此对于翻译政治小说提倡用力最勤。黄小配对各种翻译小说的作用都进行了论述，“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巨矣。《佳人奇遇》之于政治感情，《宗教趣谭》之于宗教思想，《航海述奇》之于冒险性质，余如侦探小说之生人机警心，种族小说之生人爱国心，功效如响斯应”。首肯的还是政治小说。然而，在读者接受这一方面，政治翻译小说这类带有浓厚“启蒙”意味的小说，并不受人欢迎，相反，写情小说与侦探小说等带有明显“娱众”性质的译作却不胫而走。林纾无心插柳之作《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一时，侦探小说更是后来居上。1908年，徐念慈对小说林社各类小说销量进行了分析，“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八九，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小说销量的差异，正可以看出读者选择与作者（译者）目的之间的错位与背离。与译者的“误读”带来了中国小说修辞目的的转型相似，读者的“误读”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陈平原先生所言：“域外小说之真正打开局面并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部分应归功于侦探小说的魅力。对于善于鉴赏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欢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主要服从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欢迎侦探小说才真正是出于艺术趣味”。
读者审美趣味的保守性与滞后性导致了近代翻译小说接受过程中的文类误读，同时也使得翻译小说获得了较坚实的群众基础。但翻译小说本身的审美异质性，同样可能对那些具有审美敏锐性的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这类读者而言，翻译小说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新的思想观念，而且是一种新的叙述方式，隐含着改造人们审美趣味与认知方式的可能。
如詹姆逊所言，叙事“是一个把世界概念化的特别模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叙述模式，隐含着不同的认知形式与宇宙观念。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较为详尽地论证了《百年一觉》、《毒蛇圈》等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倒叙手法产生的重大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第一人称等限制性叙述视角的启发作用。然而，这些论述尚未深入剖析叙述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关系，以及叙述方式对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审美认同的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全知视角、顺叙方式、单层叙述、大团圆结构，与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态度密切相关。以林纾《茶花女》为代表的近代翻译小说，从多个角度解构了传统小说中作者与读者高度同一高度共振的叙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茶花女》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倒叙手法、多层叙述、悲剧结构等，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而言，都是“异质性”因素，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视角中也可以蕴含着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第一人称限知视角意味着作者对读者态度的转变及其“真实”观念的改变。传统小说全知视角是一种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先知”视角，限知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种与读者平等的“商议”视角，意味着小说讲述的只是“个人”认识到的“真实”。倒叙手法不仅是一种悬念设置方式的创新，更是一种“对世界的感觉形式”的创新，是对传统小说重整体性与超越性的时间体验一定程度的解构。多层叙述在传统小说如《红楼梦》中虽然也时有出现，但翻译小说对多层叙述的运用已趋于自觉，其中隐含着对小说的“对话”与“复调”的朦胧理解。而彻底的悲剧结构，打破了读者对大团圆的预期，由此重构一种认知世界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与《巴黎茶花女遗事》叙述上的高度相似：双层叙述、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倒叙手法、悲剧结构；这应该不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其中可以见出现代小说与翻译小说的内在血缘关系。
大体而言，近代翻译小说的译者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存在三重错位：开启民智转成“诲淫诲盗”，政治科学不敌侦探言情，思想启蒙让位叙事技巧，不同读者从翻译小说中读出不同意味。这种错位不仅凸显出近代翻译小说的内在异质性与“复调性”，而且凸显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认同关系的多向性与多维性。尤其是近代翻译小说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审美认同的复杂性，已经隐然涉及现代认同机制的枢纽。审美认同虽然不如伦理认同那样获得关注，但在小说修辞认同中，实际上处于关键地位。没有读者的审美认同，小说的伦理修辞目的很难实现。而审美趣味的变化，则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伦理判断甚至认知方式。从这个角度讲，近代翻译小说对于中国小说修辞认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显然被学界低估，值得深入研究。虽然当时的小说翻译家不具备理解“复调”的能力，更不可能具有创作“复调”小说的理论自觉，但近代翻译小说这种“无意识”的“对话”，为中国小说“有意识”地运用“对话”， 在作者与读者方面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使现代“复调”小说的诞生成为可能，也使有意识地运用作者与读者之间多维认同关系成为可能。
近代翻译小说的多重之“讹”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其“讹”带来的“化”同样有其历史必然性。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对翻译的特性进行了有趣而深刻的阐释。“‘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了出来”。在钱钟书先生那里，“化”是指翻译的理想境界：“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先生从译本与原作的关系谈“化”，曹顺庆先生则从译本与输入国文化的关系谈“化”，认为“翻译文学已经不完全是外国文学，因为在创造性的译介过程中已被他国化了，成为译者本国文学财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外国文学一旦被译出并面对目标语读者，即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曹顺庆 郑宇113）。这种独立性在近代翻译小说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施蛰存先生早就指出，近代翻译小说“虽然在第一页和版权页上印着‘某人译’，其实已不是译本了”。因此，施蛰存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专列翻译文学一编，“外国文学的输入与我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保存一点外国文学如何输入的记录，也许更容易透视近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这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先生在这里实际上强调了近代翻译小说对近代小说创作内在而深远的影响。
这实际上也就指出了近代翻译小说之“讹”的潜在功能，也就是译本对于输入国文化与文学的解构与改造力量；“化”的第三重意思，应该是“化他国”。近代翻译小说的文类误读、文本改写与接受错位，固然是翻译小说“中国化”之“讹”，但它们都指向了中国小说修辞现代转型中的核心命题，促成了中国小说修辞的现代之“化”。文类误读推进了中国小说修辞目的的现代化，文本改写推进了修辞契约的现代化，接受错位推进了修辞认同的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视野中，近代翻译小说的历史地位，值得重新评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也值得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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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进主编：《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872-19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Yuan Jin. Annal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Focus on the Advertisements of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