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珍颖

百年，作为生理生命的节点，不是人人能达到的；但，百年却可以是一个精神生命的节点——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段中，怀念我们所敬所爱的人，将他们的精神，延续一个百年又一个百年。这样的纪念，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有意义的传承。那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人物，将在这个传承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徐迟先生，以他不同凡响的使命感，而立于当代文学史中。他以自觉的使命感，为报告文学作家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标高。

他说，“我和报告文学是有一段不解之缘的”；他认为，这不解之缘就是“报告文学要我报告我们时代的使命”；他肯定地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一个如此有使命感的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翻开当代文学史，徐迟用作品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这个里程碑的建立，是由于他在一个特定的艰难时代，开拓了一块精神家园，这块土地曾经荒芜并被冻结，但徐迟先生挥动着蘸满激情的大笔，如刑天舞干戚般地开垦了这块荒地，在多年的磐石重压下的知识分子，终于在徐迟的笔下，显示了腰杆的挺直、精神的不灭和意志的不屈。

这是一场多么持久而又艰难的开垦，当《哥德巴赫猜想》大放光芒的时候，我们才来得及回头看到徐迟先生一路走来的深深的脚印。

其实，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所闪现的思想光芒，最早在“左”的思潮兴盛的五十年代初，就已在徐迟先生的笔下萌生。他在当时文学作品大写工农兵的主流中，独树一帜地开笔写《火中的凤凰》，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写文学家郑振铎的曲折一生，而且一写就是十年；同样，以画家常书鸿为典型的《祁连山下》，竟动笔于风雨欲来的1956年。

十年“文革”，十年沉默。之后，徐迟用《地质之光》等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为《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哥德巴赫猜想》是徐迟开拓知识分子题材的扛鼎之作，但徐迟又以后来的《在湍流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等诸多名篇，将知识分子在文学走廊的形象排列成一个坚实的群体。

我们从宏观上应当明确地看到，徐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它们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报告文学题材的开拓，它更是一个作家，在时代使命感的担当下，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认知失误的大纠正大反拨，对执政党政策偏差的大警示。对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杆笔的作家来说，这是怎样的胆识、怎样的良知和怎样沉重的使命感呀！

我们只有将徐迟知识分子题材开拓这件事，提高到文学之外的政治、社会的高度来认识，才能衡量出徐迟作品的力度。

当我们从徐迟先生的作品，感受到他内心激流的温度和力度时，当我们景仰地望着他用使命感为我们建造这座文学里程碑时，我们不禁还要追寻，他留下的这一篇篇精品，是以怎样一种韧性，精益求精地用心血的结晶创造出来的。

徐迟在说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时说：一旦思考构思成熟，就没日没夜地写，“像演员一样，投入境界”；夜以继日地写，写得“不知时辰，不知今天是何月何时星期几”；甚至写得忘了吃饭，面包和水就可以成为写作的物质支撑。

而这种忘我的写作源泉又是来自他“寻找一杯生活的泉水”，他尝到了这种泉水，咏诵它的“甘洌”。于是，自五十年代开始，在三门峡、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热火朝天的工地上，都有徐迟的身影，他拥抱着生活，书写着现实，传递着时代的最强音。

和当下那些坐在电脑桌前，用鼠标代替行走的脚步，以网上抄袭资料而放弃了对社会现实调查的作家相比，徐迟先生显得是多么敦厚、扎实和勤劳不息啊。

但这样丰厚的生活基础，并不是徐迟动笔的开端，他的可贵更在于他对现实材料有着理性的知识分子的思考。他判断“文化大革命”像一台一台地演戏，是“中国的内战”；他批判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是“迷信掩盖了科学，愚昧反倒戏弄起公理来”。他的种种超前的思维，来自于他勤奋的读书，长年的知识积累，广泛地对知识的涉猎。这种非一日之功的“操练”，才使得徐迟的作品，几乎篇篇是精品，并且特点各个相异。谁能说，《哥德巴赫猜想》在融入他读过华罗庚的数学思想的同时，没有他研究过的马克思《数学手稿》中那种生动形象叙述的影响呢？

功力的深厚，有时会成为包袱。但徐迟用精益求精，早早地抛弃了这个包袱。他告诫年轻的作者：千万不要求多，要少而精。他说，大诗人“好诗也只有几首”，“我有很多作品，虽然写出来了，这叫胚胎，还未成形”，他是把这些作品一改再改的。他认为改好了，就发表；而改不好的，他果断地“弃之”。他推崇画家徐悲鸿经常将不满意的画稿毁掉的严谨学风。他认为，大作家就要会“控制自己，只发好作品”。“控制”一词，就是徐迟的自律，他明白地宣告：“我就是这样严格控制自己的。”

今天，回忆徐迟先生的这些话，令人心潮难平。而时下一些人，拿着他们带着硬伤、框架稀松的作品，拿着他们筋骨乏力、思想苍白的作品，招摇于研讨会上，游走于评奖行列，力图在廉价的评论之簇拥下，金榜题名。对比之下，我们更加怀念的是徐迟先生那种远离功利的神圣写作态度。

想起徐迟先生在1990年春天病后的一件事。那时，他读到一位年轻友人的一首诗，其中有“去用清风写一首亮节的诗”的句子，徐迟先生反复吟咏这句诗，并说自己“要尽可能写出一篇篇的‘亮节’的诗”，说这样的诗，才“很有回味”，“很可寻味”。

这是徐迟先生的自勉，又何尝不是他对后来者的勉励呢？

倘若在我们纪念他百年诞辰的今天，能记住他的这种勉励，并将它播种在整个文坛，那才是对徐迟先生最好的纪念。

（本文是在中国作协纪念徐迟百年诞辰会上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