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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赋予老庄研究时代精神

2014年09月20日 07:54  点击:[]

作者:方勇

2014年1月,《老庄新论》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陆永品以年近80岁的高龄,对其旧作《老庄研究》作了全面修订,摒弃了原来一些旧观点,补充了大量个人研究的新成果。《老庄新论》可谓是作者一生治学的结晶。奉读此书,不仅为老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老而弥坚的学术追求所感动,更为书中科学求实的治学方法、历久弥新的学术观点和鲜活的学术生命力所鼓舞。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考证古人古事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必须占有大量的史料,由史料说明问题,得出结论。”他特别重视与老庄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秦汉诸子史料文献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如老子研究部分,分别引用了汉代河上公,曹魏王弼,宋苏辙、林希逸,元代吴澄,清代焦竑、魏源以及今人高亨、钱锺书、朱谦之、楼宇烈、刘笑敢等人的研究资料,其他如先秦史料、诸子语录以及出土的汉代帛书、楚简等相关文献资料更是俯拾皆是。这些资料不仅在《老子“大器晚成”辨证》、《老子“为道日损”确解》等考证辨析性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在《老子的人生哲学》、《老子的宇宙本体“大道”论》等现代思想性阐释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大力推扬,从而使文章立论坚实厚重。

掌握材料固然重要,但对材料有所甄别更为重要,要有所筛选,避免妄下结论。因此,作者认为:“做研究工作,应当善于识别正确的史料和错误的观点:不能满足于掌握许多史料,就下结论。如果立论不正确,史料愈多,就更能迷惑一般的读者。”在《老子其人其书》、《为老子〈道德经〉正名》、《庄子其人其书》等文章中,作者也充分实践了这一观点。比如,对于老子其人,历史上有李聃、太史儋、老莱子等不同说法,至今聚讼纷纭,作者利用传统文献资料一一进行分析,指出这些说法的缺陷和不足,有理有据,启人良多。又如,他在《为老子〈道德经〉正名》一文中,针对汉代帛书《老子》(甲乙本)中“道经”和“德经”的前后问题发表看法,并在研读了大量秦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后代出土老子诸本,无论是帛书本还是楚简本,皆非老子真本,而是传抄本。因此,对于这些文献资料,要予以客观对待,不能奉为金科玉律。他又在《老子“大器晚成”辨证》一文中,通过对“大器晚成”和“大器免成”的细致分析,进一步说明了上述问题。虽然看法未必是定论,但言之凿凿,引人深思。这种治学方法是作者学术研究的特色,早在《老庄研究》中就得以运用,在《老庄新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文献资料的引用和甄别,既需要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更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夫。对文献资料的熟练运用,不仅能正本清源、避免臆断,还利于还原中国古代文化的本真面貌,值得大力提倡。

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老庄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尽管已有学者进行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并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但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却未能见到。作者早先的《老庄研究》可谓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在发现了大量明清学者庄子散文研究的传世文献之后,对其进行了开掘性研究,当时发表的《庄子散文的笔法:明清庄子散文论略之一》、《庄子散文的文境:明清庄子散文论略之二》两篇论文,迄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两文与附录部分《庄子散文研究资料简编》的发表开拓了庄子散文研究的新领域,足以奠定作者在庄子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

2007年,我和陆先生合作的《庄子诠评》(增订版)收录了大量明清庄子散文家的经典评语。2008年,我的《庄子学史》中明清散文研究部分亦获益于陆先生。2013年,青年学者李波的《清代庄子散文评点研究》更将清代庄子散文传世文献作了综合融通的研究。现在,大凡做明清庄子研究的学者,就不能忽视这时期的庄子散文传世文献。这一繁荣局面的形成,归根结蒂要追溯到陆先生。如果没有他独特的学术眼光,没有《老庄研究》的问世,明清庄子散文研究这块独特的学术领域还不知何时才能开掘与繁荣。《老庄新论》的庄子研究部分即保留了这两篇文章,富有历史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研究明清庄子散文传世文献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明清学者庄骚并重的文化现象,并撰写了《清代学者扬庄抑屈简论》一文,发前人所未发,富有创见。《老庄新论》除将此文收录外,还补充了《论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一文,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庄屈(骚)并称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大而有意义的课题,时下已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和研究。作者独特的学术视角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学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老庄研究也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解读,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作者思维活跃,思路清晰,他研究老庄特别注意从现实出发,将老庄研究放在时代下来考察。如他在《老子的人生哲学》、《孔子与老子的共识》等文章中就尤为重视老子的社会思想与人生智慧,研究庄子又特别擅长用现代文学理论来分析庄子散文艺术特色,早年在《老庄研究》中就已发表了《庄子散文的思想性》、《庄子散文的艺术性》两文,通俗自然,极富艺术性。这次他对文章中的一些陈旧观点进行了修订,一并收录于新书中。作者还特别增补了《庄子是中国文学“四祖”》一文,指出庄子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之祖、中国讽刺文学之祖、中国寓言之祖、中国小说之祖,文章洋洋洒洒,文笔灵动,雅俗共赏,新见迭出。这些文章不但彰显了作者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文学理论并重的治学思路,更突出地表现了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独具特色的学术眼光和知难而进、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