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过程中，要正确对待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进行冷眼观察，也不能太亲密，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科学地还原作家的创作真相。

传记文学历史悠久且广受喜爱。9月7日，瑞典传记文学作家莫妮卡·劳利曾（Monica Lauritzen）在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传记文学的艺术”的演讲，分享自己为文学家写作传记和进行相关研究的心得。

传记文学是一种社会分析

劳利曾认为，“诗人、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会受到政治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偏见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时甚至会妨碍他们的自由表达。因此写传记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心理分析，更是一种社会分析。”劳利曾的这番话在她后来写作《一个女人的声音》（讲述瑞典女作家艾米莉·弗利格尔·卡尔连的故事）和《真理的道路》（讲述女作家安娜·夏洛特·莱夫勒的故事）两部传记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劳利曾开始写上述两部传记时并未意识到，19世纪的瑞典中产阶级，尤其是女性竟然背负一系列沉重枷锁。如一些宗教手册这样描述女性：她们只有社会和情感能力，没有智慧能力。社会对女性的教育也大多偏重于家庭生活技能方面，希望将她们训练成好妻子、好母亲，因此女性只需学习法语、音乐、绘画、女红和缝纫即可。这些规定对有才能的女性而言无疑是痛苦的约束，她们的智力得不到自由发展，也没有自我价值肯定的权利。直到1921年瑞典女性才获得选举投票权，社会地位此后逐渐得到提高。这个历史背景成为劳利曾创作传记文学的突破口，她开始分析19世纪瑞典的社会状态，分析这两位伟大女作家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最终成名。整个写作过程不仅是对作家本身的剖析，也是对当时瑞典社会的解析。

女作家艾米莉的人生漫长而富有戏剧性。她出生于瑞典西海岸一个小镇上的海员家庭，年幼时常跟父亲出海远行，15岁就能独自掌舵，儿时的经历给了她很大自信。在父亲的船上，她常听其他海员讲许多奇闻轶事，这些后来都成为她的创作素材。艾米莉28岁时嫁给了一名医生，但很快就成了寡妇，她生了5个孩子，其中3个早夭、1个被迫送给了亲戚，生活十分不幸。为应付生计，艾米莉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其作品包含许多航海故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她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是因为她的才华和勇气，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当时，瑞典的宗教教义开始有了变化，对女性的禁锢有所放松，女性有机会接触文学作品，女性写小说成为可能并渐受欢迎。

安娜则出生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作小说。她在文学上的突破与瑞典的工业革命大背景息息相关。1885年，正值瑞典工业革命时期，新发明层出不穷，当时的北欧社会发生剧变，人口过剩、妇女状况等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问题。安娜的作品大都涉及该类话题，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最大限度还原作家创作真相

劳利曾认为，传记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大量、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传记作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书信、日记、照片、手稿、自传等材料，并进行总结、整理，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过程就像在进行侦探工作。

传记作品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记作者找到了什么。有些作家留下的资料颇丰，有些则很少，这两种情况劳利曾都遇到过。

艾米莉留下的材料很少，劳利曾只在哥德堡图书馆找到了一些有关她的信件，只能主要依靠艾米莉自己写的自传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如此一来，写作和研究的过程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作家自传中的内容不一定完全可靠，需其他资料来佐证。

安娜的情况截然不同，她留下了大量资料，包括她与家庭成员、朋友、情人等的全部书信，劳利曾还找到了她的许多手稿、日记、自传等原稿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者必须遴选材料并进行分类，不同材料有不同处理方式。例如，在阅读作家留下的信件时，要时刻提醒自己尊重信件的书写者，因为信件是他们的隐私，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通过对比不同信件，传记作者对作家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整理手稿，可以重新审视作家的创作过程。艾米莉留下的手稿不多，因为她儿子去世后，她在家中烧毁了手稿。劳利曾捕捉到这一细节，认为艾米莉这么做是不想让后人看到自己的手稿。在19世纪，人们将小说创作视作神圣的过程，如果手稿和最终出版的作品之间差别很大，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另外，还要考虑一些评价作家的言论，因为第三人的批评有利于帮助传记文学作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所要研究的对象。

是否可将作家的作品视作研究的对象或写作的资料？劳利曾的答案是“不”。因为文学作品是虚构的，作品中的情节不一定是作家的亲历。当然也不能完全忽略作品，可以研究作家如何将自己的经验反映到文学创作过程中。

传记文学创作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按照叙述主题写作，也可以按照年代顺序写作，描写作家一生的经历。劳利曾认为，在写作过程中，要正确处理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进行冷眼观察，也不能太亲密，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科学地还原作家的创作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