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茅根红

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主义民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体制内与各种压迫性关系进行斗争，在少数族群、种族、性别、同性恋等微观层面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扩展民主，与其说他们的解放政治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保守的”对民主的“修正”。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解放（emancipation）一词，最早见于古罗马时期，在《罗马法》中，意味着从父权（家长权）中获得解放。家长对于子女的父权只有在其子女死亡之后才会终结。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古罗马时期，父权的权威地位相当于奴隶制时期奴隶主对奴隶享有财产权的形式，儿子相当于父亲的财产，父亲有权出售。到近代，法国大革命高举人性解放的大旗，赋予了解放现代意义。马克思进一步将解放理论化，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中，追求从政治解放向全人类解放过渡的伟大历史目标。但是，随着“后学”之风的盛行，政治解放、人类解放、解放等被视作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因此，统统需要被解构。

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学经历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转变过程。政治解放的思想是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进一步发展，并贯穿以后的著述中。从研究市民社会出发，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首先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统治的精神枷锁，宗教不再是国家公权力量，不再是国家精神，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只维护国家本身。“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但是，政治解放有自己的限度和局限性。政治虽然从宗教中摆脱出来，但还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此，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由于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人在市民社会中是“异化”的人，这样，政治解放必须走向人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最终走向所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类解放。

从大写的解放到小写的解放

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拉克劳和墨菲宣称，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既继承又超越。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学是一种“大写的”、“宏大的”解放路径。后现代背景下，解放呈现出“碎片化”、“多义性”等新特征。1996年，拉克劳出版了《解放》一书，他谈到：几个世纪以来成为我们政治想象组成部分的解放概念，今天我们见证了它的瓦解。“今天我谈到的是小写的‘解放’，而非大写的‘解放’。当社会主义的事业体现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结果却表现为单个制度的革命行动的时候，这样的‘基本论’的观点在今天已经面临危机……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它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的批判”，用“解构”的批判利器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解放一词的理解层面上，拉克劳独辟蹊径，从六个维度总结了对于解放的理解。

1.二分维度。解放时刻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一个绝对的断裂、一个激进的中断。

2.整体维度。解放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之中，各种不同的内容之间存在一种本质上的重叠关系。

3.透明维度。如果社会各个方面的异化已经被激进根除，那么，只有人类的类本质与人自身之间的巧合，没有给任何权力关系和再现关系留下空间。解放预设了权力的根除、主客二分的根除，由拥有社会总体观点的社会主体管理共产主义事务——没有任何不透明性，没有任何中介。

4.需要解放的相对于解放行为的先在性。没有压迫就没有解放，没有被压迫力量阻止自由发展的某物的存在，就没有压迫。在这个意义上，解放不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是解放某些先于解放行为的东西。

5.基础维度。它内在于任何激进解放的规划之中。如果解放行为是真正激进的，如果它真正抛弃一切先在的东西，就必须发生在社会的基础地平线上。如果没有基础，如果革命行动留下了残余，残余超越了解放实践的转化能力，那么，激进解放的思想就会自相矛盾。

6.理性的维度。对宗教救世论来说，把真实界吸收进再现的总体系统中，并不要求后者是否合理：上帝通过启示传递给我们就足够了。但是，在世俗救世论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界的再现不能诉诸任何外在于真实界的东西，它只能与一种绝对理性原则重合，所以，完全解放只是这样的一个时刻，真实界不再是我们遭遇的一种不透明的实在性，真实界与理性的距离最终消弭了。

从小写的解放到激进多元民主

从拉克劳关于解放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解放传统的消解。而拉克劳和墨菲所倡导的解放路径则是在民主体制下深化和扩展民主，他们称之为激进多元民主。按照凯尔纳和贝斯特的理解，这种微观解放政治学“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

激进多元民主理论具有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政治的本体论维度。“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

其次，权力建构社会客观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越民主，权力就越不可能构建社会关系。但是，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权力没有消失，在民主政治中，正是权力建构了社会关系。因此，民主政治学面临的任务不是如何去根除权力，实现完全的民主，而是如何构建与民主价值相协调的权力形式。

再次，多元化的“主体立场”。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冲突。所以，他们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

最后，多元化的话语形式。不断出现的新的权利要求，对战后的话语领导权形式提出了挑战。在“新社会运动”的大旗下汇聚了各种不同的对抗形式。就像女权主义运动是对女权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运动是对生态话语的认同，和平主义运动是对和平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对多元民主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的策略在于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形成社会主义的话语领导权。

激进多元主义民主不等于真正的解放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拉克劳和墨菲倡导的激进多元主义充其量只能是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摆脱国家的解放。附属于宗教国家的“非人”变成了市民社会中独立的、自私的人，国家的公民。但是，市民社会中的人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的人。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异化”的，因此，克服市民社会中“异化”的人，前提是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和发展。

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主义民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体制内与各种压迫性关系进行斗争，在少数族群、种族、性别、同性恋等微观层面和日常生活实践中扩展民主，与其说他们的解放政治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还不如说是一种更加“保守的”对民主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