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承武

一、序言

面向21世纪，人类充满着希望和挑战。2000年又正是朱子诞辰870年，也是逝世800周年和朱子学传入韩国710周年的纪念之年，2003年是朱子学引进高丽末期儒学家安珦诞辰760周年。为纪念朱子诞辰和逝世，自2000年10月7日到9日，在中国江西铅山县召开了“朱子诞辰8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0月8日到1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0月12日到14日，在福建武夷山市举办了“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7月7日韩国周易学会召开“朱子逝去800周年祈念朱子易学学术会议”，在11月11日韩国东洋哲学会主办“朱子逝去80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然后在中国自2003年到2005年先后召开了7次大中型规模的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这段期间在韩国未能展开朱子学学术活动，到了2006年8月份艮斋学会召开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其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由安珦传来韩半岛的朱子学，经过高丽朝的白颐正、李齐贤、李樯、郑梦周和朝鲜朝的郑道传等儒家亲明排佛崇儒，成为一种体系化了的道德、理念准则。到了朝鲜朝统治的500年间，朱子学不仅在学术文化，而且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已成为指导理念和实践纲领。从此，朱子理学在韩国思想史上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体系。进入近现代后，韩国朱子学未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面对时代的变化而遭到否定批判和彻底的冷落。人们将朝鲜朝亡国、近代化不振兴等历史的不幸和错误皆归为朱子学的责任；当代社会改革的所有障碍也都推卸给了朱子学。传统文化的破坏工作一直被推进着。

在韩国社会里，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一股势力，反对和诽谤儒教曾在韩国传统文化中所占中心地位的历史事实，其矛盾和对立是相当严重的。有鉴于此，恰当地调整和解决两个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就成为我们当前的任务。为了解决这种课题，对韩国朱子学进行集中分析和论证，经过冷静的反思、崭新的解释和重新评价，就成为一种必要。

据此，本文首先简略论述朱子学由中国传入韩国的过程，并考察其初期发展及朝鲜朝时期的发展状况；接着考察了自1895年“甲午更张”至韩国鼓吹“近代化”口号的1960年间，朱子学曾出现一度衰退的原因；最后在整理分析1945年韩国光复以来朱子学研究活动的基础上，对未来韩国在发展朱子学研究的方向上提出一些笔者的构想。

二、韩国朱子学的传来经过和发展历程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的儒学，是以汉代经学为中心的。儒学在高丽时代，因受唐朝的影响，带有儒、佛、道混为一体的文学性儒教色彩。而朱子学传来之后，却受宋学的影响，排斥道、佛，逐渐深入理气心性方面，指责佛教“灭伦害国”，社会上“排佛崇儒”成为风气。

本文对高丽末期，即朱子学在韩国的黎明时期，由安珦、白颐正、李齐贤等人掀起“亲明排佛”运动，继而由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的努力，朱子学在韩国立足并开始发展的状况，以及对朱子学在朝鲜朝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简略的考察。

（一）最早带入朱子学到韩半岛的是高丽末期的安珦。1289年（忠烈王15年），安珦扈从国王到元都时，初次接触到了《朱子全书》，并认为它是孔门的正脉。于是亲手抄写《朱子全书》，并摹写孔子和朱子的画像，于次年(1290)带回国。①

（二）朱子学被介绍以后，白颐正居留在中国专攻朱子学。归国时他带回程朱的理学，并传给其后学李齐贤，从此初步形成了高丽朝的朱子学学派。②随后，李齐贤也跟随忠宣王留学于元朝大都。他在“万卷堂”里广交元朝的儒士，为以后开拓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李穑是李齐贤门下之人，曾作为元朝国子监的一名生员专修过朱子学。而且他在成均馆任大司成期间，为扩大成均馆的规模及名额，发展学校教育，培养后学，作出过贡献。他站在朱子学道统观的立场上，揭露和批判佛教的弊害，在韩半岛发展朱子学曾起到过承前继后的重要作用。

（三）郑梦周是一位精通朱子学的大学者。③他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阐明儒学与佛教的相异点，揭露和批判了佛教。而且作为一名高丽朝的忠臣，他所提倡的“不事二君”的节义精神，经冶隐吉再在朝鲜朝初期的士林派中有过很大的影响。

（四）郑道传纂写有《佛氏杂辨》和《心气理论》。④书中提出以朱子学（理学）的“理气论”可生成“理”的基本原理，一方面批评佛家的“观心见性”论和道家的“养气”论，指出两家只重视“空”与“气”，而忽视“理”的偏向；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佛、道可互相吸收结合为一体的理论。他出于政治目的，一方面为“崇儒抑佛”政策提供哲学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佛教宣扬其长处。

（五）权近不仅著有《五经浅见录》和《入学图说》，而且对朱子的理与气、心与性、情与意、四端与七情等诸方面的辩证关系以二分法作了阐明。他的这些理论不仅使朝鲜朝的朱子学趋于规范化、系统化，而且他的“四端理发、七情气发”理论，为后来退溪的“理气互发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六）以上可见，朱子学通过高丽末期从认识到体系化，成为理念化的道德规范，为朝鲜朝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基础。朝鲜朝初期的朱子学实践躬行和通经致用并重，结果不仅解决“修己治人”的实际问题，也出现了一批节义儒士。所谓“至治主义”⑤之朱子学曾成为一种时尚。但是，这种时尚由于过分强调义理名分的结果，却引起戊午、甲子、己卯、乙巳等四大党祸，也为他们只倾注纯理论性儒家思想的研究，轻视或逃避参与现实社会实践提供了契机。

（七）到朝鲜朝的中期，在探索“理气论”的问题上，李彦迪在他的“太极论”中认为，太极即理。可见，他持有“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与此相反，徐花潭在“气论”中则强调气的“自能尔”“机能尔”的思想和“理者，气之宰”“所以然之正者”之观点。可见，他认为理只是气之一物或是气之用事（作用），理带有气之属性。因而李彦迪、徐花潭的重理、重气理论，给后来朝鲜朝的朱子学分为“主理”和“主气”两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八）在探求理与气关系的过程中，李退溪站在“理气不杂”之立场，主张“理气互发说”，而李栗谷虽然也站在“理气不杂”的立场，却主张“理气一途说”。在对“人心道心”的问题上，退溪从“理气互发”说出发，提出人心归属于七情，道心则归属于四端的主张；而栗谷却从“理气一途”说出发，提出“人心道心之相对说”和“七情包四端”的主张。尤其退溪所撰写的《传习录辨》中，旗帜鲜明地把“阳明学”当成异端加以攻击和排斥，而把朱子学当作正统加以宣扬。以上提及的“四端七情论”，是朝鲜朝朱子学领域争论的一大焦点。可以看到既有主理派和主气派又有折中派。

（九）朱子学的争论后来又转到礼学领域，产生了“礼讼论争”。例如孝宗和仁宣王后逝世后，为其服丧年限论争，招来各自的朋党。另外，由于“改变朱注”和“引入阳明学”，朱子学曾一度受到批判。而彻底分析朱子心性论，则又惹起了一场所谓“人性物性同异论辨”之争。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并偏重人性还是物性与“心体本有善恶”等问题。一派主张“人性物性相异论”，而另一派却主张“人性物性俱同论”等。而且为介入社会矛盾，试图解决社会危机，开始出现了各种“实学”派。譬如，主张“经世致用”的李瀷，强调“起用厚生”的丁茶山，重视“实事求是”的金正喜等等。

（十）到19世纪末，在韩国朱子学研究的方向问题上，一方面根据朱子学的义理传统，表现于坚决对抗外来侵略的“卫正斥邪论”和“义兵运动”上，另一方面儒家本身谋求发展和变化，而掀起改革运动，企图使儒学带有宗教性的教化功能。这种儒学运动的意义在于，面对国难参与救国运动和表现确保儒家自我意识。

总之，开始传入并扎根于高丽末朝鲜初的朱子学，继承了自三国时代业已形成的忠孝伦理规范为传统的儒家思想并逐渐发展。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旗帜鲜明地主张正义，追求理义礼义精神上。从其内容上看，理学的义理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而形式和程序问题上的礼学论争，其实质也以义理精神为前提，是伦理规范化的过程。可见，义理精神便是贯串于整个韩国朱子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