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发布2014—2015财年财政预算案，计划大幅削减非医学研究机构科研经费。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经费削减，一些学者呼吁尽快改革国家科研资助体系，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有限资金。7月22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教授保罗·詹森（Paul Jensen）和伊丽莎白·韦伯斯特（Elizabeth Webster）在“对话”网站合作发表文章《让我们更明智地使用澳大利亚科研经费》（Let’s Spend More Wisely on Research in Australia），称大部分科研工作者感到澳大利亚科研资助体系复杂难懂且效率低下，用于开展科学研究的政府开支未经过严格、系统的评估，科研资助体系存在三大亟待改革的缺陷。

科研体制过于重视短期成果

文章认为，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任务重、风险大且周期长，几乎从不会以简单的线性形式完成，而现行科研资助机制中缺乏针对创新性研究项目的激励措施，相反，短期主义的做法却受到奖励。其结果是，最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构想不能被充分拓展落实，研究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将其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讲师罗伯特·默克尔（Robert Merkel）在评论詹森和韦伯斯特的文章时说，由于澳大利亚的科研资助体制厌恶风险且研究经费申请程序过于细化，科研基金的申请和使用模式已出现扭曲。正常的循环应该是提交申请——获得经费——开展研究——发表结果——再次准备新项目的申请。而现实情况却是，学者首先进行研究，得到结果后不发表而是称其为“初步结果”并据此来申请经费，经费到手后再发表之前就已得到的研究成果，而这笔经费则用来进行另一项无关的研究。

当前，澳大利亚学者的压力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对终身教职和职位晋升的追求，以及提高自己所属科研机构在“澳大利亚科研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中的排名。这一现象的利弊很明显：有利的一面是研究人员更努力地工作以证明自己符合职业和岗位的要求；不利的一面是相对简单、小规模的研究项目盛行，因为其研究周期较短，研究者能尽快发表成果。

詹森和韦伯斯特谈到，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并传播知识，目前澳大利亚科研资助体系关注的焦点却是论文发表数量、刊登出版物的水平等。如果科研资金的分配以论文发表情况为首要目标，那么最终产出的也不过就是论文；将目光局限在文献计量上无益于推动真正的学术研究。一个合理高效的科研体制应能够推动并奖励对真正有意义的科学问题的发现、探索和解决。

科研基金同行评审制度随机性强

在现有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中，同行评审被普遍认为是较为公正有效的一种，但其结果也并非绝对可靠。

2011年，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和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MRC）2009年收到的研究基金申请获批概率进行分析。根据相关规定，每一项申请都由一个特定学科评审小组进行评估，评审小组拥有7—13名成员，所有评审员给出的分数平均计算后若超过一个划定的分数线，该申请即获批准。当年经历这一评审流程的申请共有2705份，最后通过的有620份，通过比例约为23%。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将评审员打分的随机变化率考虑在内计算，这620份成功通过的申请中只有255份总会被批准，其余365份有可能会被批准。也就是说，在全部递交的申请中，总会获批的申请仅约占9%。这说明同行评审小组的评议结果其实具有高度的随机性。

科研资助体系忽略研究人员时间成本

詹森等学者表示，科研基金的申请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但最终只有少数申请能够成功通过评审，剩余大部分申请者的时间可谓是被浪费掉了，给申请者本人和社会都不能带来直接效益。2013年，《自然》（Nature）杂志曾刊登由昆士兰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格雷夫斯（Nicholas Graves）、副教授阿德里安·巴奈特（Adrian G. Barnett）等人合著的文章《澳大利亚科研资助机制浪费时间》（Australia’s Grant System Wastes Time）。据该文介绍，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设立的“项目奖助金”是澳医学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2012年时该委员会颁发的全部科研资金的70%出自“项目奖助金”。格雷夫斯和巴奈特等人向“项目奖助金”申请者发送了调查邀请，并根据反馈结果计算出准备一份申请平均要花费研究人员38个工作日的时间。而“项目奖助金”的获批率一般在20%—25%，对未获批的申请者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浪费。

另外，许多科研项目基金并不支付主要研究人员的时间成本，科研资助机构认为他们将从其教学收入中获得补偿，这对于纯粹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而言很不利。詹森告诉本报记者，这是因为在过去大部分学者都担任教职，教课是本职，而科研则是可选的，因此申请的科研基金包含了购买研究所需材料、设备的费用以及研究助理的工资。现今，人们意识到教学和研究可以独立展开，不少高校都设有教学研究型和纯研究型两类研究岗位，然而科研资助体系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将纯研究型人员的时间成本也算作一种科研投入。

让公众更好理解科研工作

詹森和韦伯斯特表示，在当前的财政环境下，科研工作者必须更好地向纳税人解释为什么科研资助非常重要，科研投入是以何种方式渗透到经济活动之中的。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荣誉研究员朱莉亚·莱恩（Julia Lane）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让我们更明智地使用澳大利亚科研经费》一文中提到的问题，她深有同感，而且这些问题不只限于澳大利亚，在欧洲学术界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莱恩认为，“澳大利亚科研卓越计划”及类似的科研评价体系并不能全面反映科学活动的规律，且在公众看来难以理解。

莱恩建议借鉴美国的“明星测度”项目（“STAR METRICS”，全称为“美国科学技术再投资：衡量研究活动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该项目于2010年启动，旨在建立一个基于实证的测度科研投资效果的框架，并向公众展示科研投资的收益。“明星测度”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任务是开发统一、可审计且标准化的指标以衡量国家科研投资对创造就业所起的作用；第二阶段任务是测度国家科研投资对科学知识（文献计量学指标）、社会效益（如居民健康和自然环境）、劳动力产出（如学生流动性和就业状况）和经济增长（跟踪专利及创业型企业的建立）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莱恩称，“明星测度”项目的优点是不仅关注科研投资对科学进步的促进作用，还能以公众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反映出科研投资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