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蒋娅娅 马海邻

“微刺激”是今年以来经济学界比较高频提及的新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5月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表示，政府今年以来的多种“微刺激”手段保证了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符合经济发展需要。这被认为是官方首次承认“微刺激”合理存在。

眼下，恰逢201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面临“中考”成绩单发榜，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出炉，而最受关注的上半年GDP数据也即将揭晓。

正是评价 “微刺激”成效的关键时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解放日报共同主办本季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沪上知名经济学者齐聚解放日报社，聚焦全球经济复苏，聚焦中国经济走势，聚焦“微刺激”等等，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头脑风暴”。

全球经济仍是一场“弱复苏”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后的复苏阶段，已是毋庸置疑。然而，对于这一场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它带给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乐观？与会经济学者们的判断，还是略显谨慎的。

“现在全球经济复苏还是一种短周期的复苏，呈现不明显特征。而且发达国家出现复苏的拐点和新兴经济体不一样。”这是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教授给出的总体判断。

具体来看全球经济复苏情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明棋研究员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相对稳定；欧洲经济复苏略显乏力，而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德国、英国情况较好，法国相对较弱，意大利形势更差，仍然是负增长；日本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复苏态势不乐观；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也在下降。整体来看仍然是一场“弱复苏”。

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以美国为例，主要是依靠房地产及传统的产业复苏，也得益于能源价格比较低，并不能迅速带来财富价值复苏，因此消费就不会大规模迅速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包括中国在内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时，经济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新兴经济体更加不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丁纯教授补充，中国吸收外资的情况基本上是稳定的，总额略增，其中对发达国家下降；结构有所变化，服务业有所上升，制造业有所下降。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下降，对美、俄、日的投资在上升，相对对欧盟在下降。

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对此也表示担忧，其认为，整个西方经济复苏是传统模式，美国的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泡沫很大，这样一种通过资产价格拉高来启动需求，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利，而且会有风险。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出现比较多的波动，特别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有可能爆发更多不稳定，甚至是危机。

如何应对这一场“弱复苏”带来的不利影响？

潘英丽觉得应该更多地鼓励对外投资，包括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要更多以人民币的方式来推进对外投资和贸易，这样既可以规避汇率风险，也能缓解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压力。基于对美元汇率长期变动的研究，未来三五年美元会有一波升势，但接着可能会是一个更长的贬值周期，因此要趁美国量化宽松退出，在美元升值过程当中尽快地将大量的外汇储备用出去或者尽可能分散。“不过，在资本输出过程中，人民币可能出现轻微贬值，这种贬值是好事，可缓解我们转型的困难，起到一种缓冲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陈飞翔教授把世界经济长期未能走出困境，归咎于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了问题。他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挑战主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不合理，因此“在下一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要重点放在推进世界经济秩序全过程方面”。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有两大动力，第一新科技，第二发现新大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袁志刚教授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应对不利影响，就是要更开放地融入全球经济。未来以资源和环境为两大主题，会有一场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如果不跟上美国的步伐，不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就没有希望。而从发现新大陆来看，未来三十年印度崛起，是第一个新大陆。第二个新大陆则是非洲，届时也会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东部联合美国的同时，向西则要把国内的过剩产能带出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大量的钢铁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带出去，带到印度、非洲。

“微刺激”政策效果几何

全球经济“弱复苏”下，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并不乐观，下行的压力很大。

各种刺激政策应声出炉，比如财政刺激，投资加减税。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房投资，以及允许民间资本参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铁路。今年铁路建设投资额度几度上调已达到80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20.5%。此外还有一批水利设施工程投资。减税则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营业税和所得税，财政部决定简并和统一增值税征收率，将6%和4%的征税率统一调整为3%。货币政策的刺激措施主要是三次降准。其他措施，如一些消费补贴，支持外贸稳定的措施。

在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看来，“这些谈不上大规模刺激，不能和2008年时的4万亿人民币相提并论，属于小规模温和刺激。”他对于“微刺激”的提法表示认同：中国经济今年1至4月份的表现低于预期，4月份增长势头进一步放缓。这个形势下需要正确把握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均衡，如果不采取刺激措施，今年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达到预定的增长目标。当然，刺激措施也不能过头，来妨碍结构性调整的努力。“从目前增长来看，与增长目标的差距不明显，所以刺激措施不应该是大规模，而应该是适度或者是温和的。”

初步评价“微刺激”的效果，陈宪强调，5月份的数据已经有了一些反应。而因为刺激措施大多是在5、6月份宣布的，因此下半年的政策效果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他预测下半年经济增长会快于上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计在7.6%的水平。

在周振华看来，今年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实际上是延续了去年经济调整的滞后，当时的判断是四季度可能会有一个下调。只是去年没有出现，延迟到今年一季度。所以这个调整是下行当中比较正常的调整。二季度也就是所谓“微刺激”开始产生效果，其实本身就算没有太多 “微刺激”，经济形势也会逐步好转。“从消费增长、服务业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就业增长指标来看，我感觉下半年中国经济的状态应该还是往上行的。”周振华判断。

对于“微刺激”，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认为更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微调或短期调控。当前需要适度减税，降低成本，同时也有利于缓解成本性通胀压力，刺激需求。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融资成本，使名义收益增加。同时也可以使汇率下降，即贬值。这是短期刺激措施，目标是第一摆脱货币通缩，第二，使得成本推进性通胀转型为温和的需求拉动型。不过，短期手段很难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还必须通过中期的改革举措，以“软着陆”方式压迫存量部门逐渐萎缩，刺激增量部门快速增长，完成“稳增长、调结构”宏观目标。

不过，也有专家并不是很认同政策刺激和干预经济的效果。上海交通大学施浩教授就直言，30年前的中国，社会产品少，经济结构简单，政策刺激或干预，很容易达到预期效果。如今，在越来越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干预的效果减弱，而且“多做多错”。他认为，未来政府干预尤其是具体的事情，还是要少一点，更谨慎一点。

房地产市场出现拐点了吗

房地产市场，在任何时候都备受关注。而“拐点说”，又总是话题焦点。圆桌会议上也不例外。

潘英丽认为，今年年初对于 “拐点说”还有争议，但到了年中，房地产市场拐点已经显现。

上海社科院权衡研究员认同 “拐点说”：从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拐点，即便价格仍可以看多。但目前的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存货化、去泡沫，包括二、三线城市新开工面积、成交额、投资增长都已出现下滑。

上海财经大学金煜教授也直言，短期来讲，房地产泡沫不可避免。

“房地产市场在中国，从1998年到现在，发展才20多年时间，我觉得空间很大。”即便如此，袁志刚仍对房地产财富不断膨胀有没有泡沫问题表示不乐观。

房地产市场要去泡沫，已是专家们比较普遍的观点，不过也有不认同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殷醒民教授就认为，目前的市场还未到房地产泡沫的时候。以上海为例，所有住宅和非住宅加起来是11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大概是6亿平方米，按照2300万人口计算，人均才20多平方米。从这个数据来看，并不存在泡沫。他认为，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问题，是宏观经济预期改变了，所有人都推迟消费，总需求就出现了下行。

不过，对于价格拐点的争论，并不是圆桌会议议题设置的初衷。与会专家更多聚焦的是房地产产业，房地产价格关联着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包括地方债务问题，也包括银行风险问题，等等。

权衡认为，当前的现状，减速和产能过剩并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陷入困境，逼着现有的政策去产能化，去泡沫化，调结构，促转型。但这样的政策导向，会不会在短期内产生新的后遗症，短期会不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会不会因为房地产经济的资金链问题，引发整体金融风险？这些都值得警惕。

在去产能化调控下，房地产业的资金链变得越来越脆弱，权衡认为，短期内可能要考虑风险防范措施。首先要防止房地产资金链风险形成的银行信贷风险链，有必要监督金融机构对产能过剩行业以及不良贷款的风险排查，这是短期政策。从宏观政策来说，就是灵活审慎政策比“微刺激”还要好一些。短中期把政策组合好，短期内防风险，长期内把结构性政策组合好，推进稳增长，这是接下来的政策选项。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经历这一次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风险，也会让地方政府更加谨慎。金煜认为，虽然不是很确定，但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大的方向，会使得地方政府进行干预的能力下降。因为其未来面临的负债风险上升，还债压力上升，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小心自己所支持的行业。

加快转型仍需要寻找动力

判断经济形势，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速减缓，已是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专家们一致认为，产能过剩以后，投资动力不足，是一个大趋势。但从转型来看，也不乏一些好的迹象。

上海社科院石良平教授列举了三个好的迹象：第一，去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二，经济如此下行，增长率下行，但就业率没有下来；第三，投资结构调整，固定资产回落比GDP快。

尽管经济动力还是不足，但石良平认为，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来做结构调整，而且调整效果开始显现了。

潘英丽则认为，当前情况下，政府其实很希望能通过启动股权融资来去杠杆，只是从2007年、2008年开始，就有了股票市场危机，迄今尚未走出危机。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也都经历传统的产能过剩，因此对他们注入新增杠杆没有意义，而是要去杠杆。

值得一提的是，证监会最近出台新政，股票市场上并购，不需要再审批。潘英丽觉得这是个利好，通过并购把“烂”企业赶下市场，将好企业注入，整个市场才有可能逐步好起来。除此之外，潘英丽表示比较倾向于启动政府信用，中央财政和地方省级政府是可以加杠杆的，他们是可以通过发债来推动新产业，或是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来推动高科技领域的突破。

“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期，中国则处于艰难转型期，结构调整处于周而复始震荡期，社会矛盾处于多发期。”复旦大学教授张广生把当前这一阶段定义为特殊阶段。他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缺乏新支撑点，消费缺乏热点，投资没有聚焦点，各地发展也欠缺特点，结构调整形不成制高点。

如何找到加快转型的动力？在殷醒民看来，中国在下一步稳增长过程中，需要明确提出并提高发展标准，通过提高发展标准来加快转型，通过发展标准来实现稳增长目标。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就意味着仍在原来的轨道上重复。“当前比较迫切的任务，还是要扩大总需求。”殷醒民说。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李辉文教授的发言提振信心：中小城市仍有大量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只是由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不能低成本组合起来生产，浪费着；农村如果社会配套到位，比如有幼儿园，女性的非农业就业参与率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殆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把改革当做转型发展的动力。张广生强调，改革的动力和红利都是逐步释放的过程，并非今天改革明天就见效，特别是如今的改革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是增量带动存量改革，几乎所有人都能得到利益，如今存量改革，只是调整各方利益，过程中动力和红利有时候会相互抵消。

潘英丽觉得有一项改革，可借助上海自贸试验区谋求突破。自贸区可尝试司法和执法体系的独立，寻求保护产权方面法律制度的突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自贸区试点知识产权专业法院，先在上海推，然后在金融领域推，最后向长三角和全国覆盖。”潘英丽说。